第三，「高度自治」不是「最高度政治」，更不是「完全政治」。在「一國兩制」下，中央保留了一定的權力，目的是要讓中央在必要時能夠有能力處理香港發生的問題、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以及確保「一國兩制」成功實施。香港內外反對勢力老是要把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少數人更要搞「港獨」。他們基本上不承認中央在「一國兩制」享有的權力，經常挑戰中央的權力，甚至反對中央依法行使權力。這在「一國兩制」下是不能允許的。鄧小平先生鄭重指出：「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且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頁36）

　　「愛國者治港」是必要前提

　　第四，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人必須負起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否則中央一定會出手干預，而維護中國共產黨政權和內地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安全乃維護國家安全的重中之重。鄧小平先生嚴正表明：「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會出現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請諸位（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考慮，基本法要照顧到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容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要干預，並不一定要大陸的駐軍出動。只有發生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但是總得干預嘛！」（頁36-37）香港的內外反對勢力特別着意否定香港人對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於是有把基本法第23條「妖魔化」為「惡法」之舉。鄧小平先生當然能夠預料到回歸後外部勢力會插手香港事務，但他也許沒有想像到香港會出現「港獨」和其他分離主義的言行。不過無論如何，所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都是「一國兩制」所不能容許的，都是會迫使中央出手應對的。

　　第五，「愛國者治港」乃「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成功實踐的前提，不然的話香港會變成一個與國家和中央對抗的地方，而「一國兩制」的成功實施也失去了保證。鄧小平先生明言：「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什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頁8）既然「港人治港」就是愛國者治港，則那些不符合愛國者資格的香港人便沒有治港的資格。進一步說，為了體現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中央有責任和需要去壯大和支持愛國力量，包括在不違反香港特區法律下在各項選舉中「助其一臂」。香港內外反對勢力一貫批評中央「偏幫」愛國者，沒有做到「一視同仁」，因此對他們不公，更譴責中央這樣做是干預香港事務、破壞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那些批評的背後當然是不承認「愛國者治港」這項「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

　　民主發展絕不能危害國安

　　第六，香港的選舉制度必須為達致「一國兩制」的戰略目標服務。也就是說，香港的民主發展不能產生對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不利的後果，不能導致非愛國者治港的情況，也不可以破壞「行政主導」原則。鄧小平先生提出：「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說，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最近香港總督衛奕信講過，要循序漸進，我看這個看法比較實際。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頁35-36）香港內外反對勢力的立場剛好截然相反。他們視普選為「一國兩制」要達到的最高甚至是唯一的目標，至於普選會產生什麼後果則不在考慮之列。正是因為他們意圖通過普選而取得香港特區的管治權，所以他們才在回歸後用爭取普選為藉口發動連綿不斷的政治鬥爭。

　　誠然，中央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過程中，考慮到世界格局、國內形勢和香港狀況的變化，中央對香港方針政策也要作出相應的具體調整。然而，鄧小平先生所樹立的「一國兩制」的戰略目標和核心原則依舊是「一國兩制」的基石，仍然有重大的理論和實際指導意義。對中央和香港特區來說，廣泛宣揚鄧小平先生對「一國兩制」的論述有助於糾正香港人對「一國兩制」認識的偏差，因此也應該是積極推動基本法教育的首要任務。

　　註：小題為編輯所加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