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存在?兩大矛盾：階級矛盾和政治矛盾。

　　階級矛盾，是指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尤其高樓價加劇階級對立，以致香港大多數居民與少數富人、尤其大地產商之間的關係明顯惡化。

　　香港曾經拜社會向上流動性順暢和開辦公司做生意容易，在以往相當長時間是一個分層結構明顯、階級差別不清晰的社會。近20年來，因為社會向上流動性堵塞、做小本生意愈益艱難，階級差別不僅取代分層結構，而且形成尖銳對立。

　　香港政治矛盾，始於1984年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達成協議而倫敦在香港啟動政制民主化，雖然2015年6月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否決普選行政長官議案，使政治矛盾暫時失去政制發展為?力點。但是，「拒中抗共」勢力在外部勢力指揮下向中央奪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的鬥爭仍在繼續。

　　中美關係影響商界態度

　　直至今年2月前，香港的階級矛盾和政治矛盾一直有所交集，但分野是清楚的。所謂「有所交集」，是指代表商界的愛國愛港政治團體在涉及經濟民生議題上，通常站在代表廣大居民的愛國愛港政治團體的對面，而後者在一些民生議題上會與反對派中的若干政治團體採取相近的取態。原因在於，代表商界的政治團體基本上是循功能組別進入立法會，扎根基層的愛國愛港政治團體，以及同樣依託基層的反對派政治團體，為爭奪相同的選票來源而不得不以基層市民願望為依歸。

　　所謂「分野是清楚的」，是指在政治原則問題上，代表商界的愛國愛港政治團體與代表基層市民的愛國愛港政治團體是一致的。正是這一點，規定了他們屬於同一個政治陣營。

　　然而，自特區現屆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以後，情形出現了重要變化。代表商界的政治團體所發表的不滿修訂《逃犯條例》的言論，有貶損國家司法制度和執法水平之嫌。本文不引述某某人說什麼話，凡是關注近一個月相關新聞者都是了然在胸的。

　　更令人關注的，是對國家政治制度不友好的言論甚至開始超越關於《逃犯條例》的修訂。關於這一點，本文必須引證。4月2日，地產界立法會議員在Now新聞台節目《時事全方位》中，居然稱特區政府規管地產市場的政策措施「衰過共產黨」。我不知道是失言抑或吐露心聲，無論如何與愛國愛港政治團體重要成員的身份是不相稱的。

　　究竟什麼深層次因素促使代表商界的政治團體及其重要成員會不顧「愛國愛港」政治倫理，說出貶低國家制度和執政黨的話？是政治幼稚抑或政治轉向？筆者不願意現時下結論，願意觀察多一點。

　　但是，中央和特區政府會高度重視。

　　長期以來，愛國愛港陣營是以代表基層的政治團體和代表商界的政治團體構成兩根支柱。兩根支柱在重大政治問題上穩穩地站在同一條線上，共同支撐，確保愛國愛港陣營一次又一次挫敗或擊退反對派的進攻。

　　代表商界的政治團體在修訂《逃犯條例》上的錯誤言論，如果是出於自私和偏見，問題不難解決；如果折射中美關係演變，那麼，影響就不可能是暫時的。

　　香港商界及其政治團體當然不會是鐵板一塊。香港已然回歸國家。香港相當多商人願意在內地和香港投資興業。然而，商界及其政治團體隨?中美關係進一步演變而必定分化。對此，應有充分認識和準備。

　　不代表反對派陣營擴大

　　特區歷屆政府也一直視代表基層的愛國愛港政治團體和代表商界的愛國愛港政治團體為其管治和施政的兩大依靠力量。特區第四屆政府和第五屆政府，在治理土地和房屋問題上，都對大地產商的利益和意見表示理解和尊重。不必舉例，明眼人都是心知肚明的，大地產商也不會不心照。但是，如果有人既在政治性議題上開始同中央和特區政府離心離德，又在既得利益上寸步不讓，那麼，政府管治和施政固然增添困難，有關人等在香港居民中的聲譽也必定直線下跌。

　　代表商界的政治團體，同商界一樣，缺乏群眾基礎。商人尤其巨商是香港人口的極少數。代表商界的政治團體領袖和主要成員也大都是商人，其一般成員也不多，在立法會地區直選中甚少收穫，在區議會中的力量也單薄。人們不願意看到階級矛盾激化的副產品是代表商界的政治團體萎縮，畢竟那樣的局面不符合香港社會各界、各階級、階層均衡參政的原則。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必須以社會各界、各階級、階層均衡參政為前提之一的。

　　反對派不要以為代表商界的政治團體在修訂《逃犯條例》上發表令他們不反感的言論、有人對國家執政黨說了令他們竊喜的話，就以為其陣營開始擴大。錯！筆者相信，無論如何，香港商界大多數甚至絕大多數，以及代表商界的政治團體不會脫離愛國愛港陣營，任何政治團體、任何人都不免在遇到新問題新挑戰新考驗時說錯話做錯事，只要大方向不偏，大目標不失，香港政治矛盾與階級矛盾仍將會是分野清楚的。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