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經常有人說，香港是一塊「福地」，往往在它遇到發展困難和「瓶頸」時，新發展機遇便會到臨，讓它可以憑藉新機遇登上新的發展台階。揆諸二次大戰後的香港歷史，可證所言非虛。回歸後，面對內地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激烈競爭，香港產業基礎過於狹隘的弱點暴露無遺。眾多有識之士深知，原來的產業結構只能為香港帶來低經濟增長、愈趨嚴峻的貧富懸殊情況和有限的能夠滿足年輕人訴求的社會流動機會，凡此種種都對政治和社會穩定甚為不利。有見及此，前特首董建華於2003年提出香港與珠三角「融合」的發展理念，而前特首曾蔭權則於2009年倡議依靠內地的廣闊市場來發展「六大優勢產業」。前特首梁振英對加強香港與內地的經濟整合尤為積極。
不過，各方面以及政府內部對政府帶頭推進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缺乏共識，部分香港人特別是反對派對香港與內地「融合」百般阻撓，加上客觀條件尚未完備，因此相關工作只能取得有限進展。與此同時，為了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中央出台了不少讓香港受惠的政策和措施。那些措施雖對香港的經濟增長有一定幫助，但在推進產業轉型上卻效用不大。今天和在可預見的未來，香港的經濟還要面對嚴峻和難以確定的挑戰，包括貿易保護主義肆虐、美國和部分西方國家遏制中國崛起。無論如何，回歸後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貿往來日益頻繁，香港又參與到國家的五年經濟社會規劃，這些無疑都對香港有幫助，但要在經濟增長和產業轉型上有突破性發展，香港必須要獲得能夠產生新動力的新引擎。
從世界和歷史發展的大勢觀察，有理由相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應該就是那個能夠讓香港發展踏上新台階和讓香港經濟能夠長期持續增長的新引擎。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不但能讓香港提升自己，也讓香港在國家發展進程中作出新的和獨特的貢獻。如果香港能夠牢牢和竭力抓住和用好大灣區建設帶來的新發展機遇，從而讓香港面貌一新，則香港乃「福地」說法會獲得進一步印證。
國家提供香港增長新引擎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性和對香港的戰略意義，可從幾方面說明。
首先，當今世界，經濟競爭已經不單是國與國之間的事，越來越多的競爭是城市群之間的競爭。城市群內的不同城市憑藉發達的交通、運輸和通信網絡，暢通的人流、物流、資金流、服務、信息流和科技流，緊密合作和優勢互補，制度和政策對接，標準和資格劃一，形成強大的聚合效應，從而大幅提升它們所屬地區的經濟能量，並拉動周邊地區乃至整個國家的發展。哪個國家擁有強大競爭能力的城市群，尤其是集聚在交通便捷的大海灣周邊的城市群，哪個國家便具備全球競爭的能力。以美國紐約、三藩市和日本東京為核心的灣區城市群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龐大的人口、發達的製造業和高度的對外開放性，經已具備了足以進一步與其他灣區媲美和競爭的條件。要謀求未來長遠可持續發展，香港不能「單打獨鬥」，必須緊緊依靠和利用粵港澳大灣區所提供的廣大發展空間。
第二，紐約、三藩市和東京灣區基本上是經過長年累月和「自然」的區內各城市相互競爭合作、汰弱留強而產生的結果，美國政府在構建其灣區經濟帶上的主導角色有限，而日本政府在規劃上的角色則較為矚目。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發展戰略，體現着中國政府的決心和抱負。
從國家深化改革開放、轉變國家的發展方式、鼓勵科技和制度創新、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通過「一帶一路」構建歐亞共同體、建立新的有廣泛輻射能力的經濟增長極和香港長遠發展的角度看，粵港澳大灣區都具有非凡的戰略意義。粵港澳大灣區交通運輸網絡發達，城市之間互補性強，語言文化相通，擁有長期的合作經驗，又擁有香港這個國際聯繫緊密的國際大都會，因此完全可以通過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推動和協作下，進一步通過經濟整合、優勢互補、分工合作來提升整個地區的競爭力，擴大整個地區的外向開放性，並以其為中心輻射華南一帶，成為推動國家整體發展的一股強大動力。
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帶」和「一路」的交匯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能夠強化中國沿海城市與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城市的聯繫，為建設海上絲綢之路發揮積極作用。粵港澳大灣區也可以讓香港更全面地融入國家的發展，利用其「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為國家作出貢獻，也為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走向世界搭橋鋪路。
第三，《綱要》要求，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四個中心城市之一，香港憑藉其制度完善、法制健全、人才充裕、資訊流通、金融和服務體系發達及國際聯繫廣泛等比較優勢，完全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內擔當各種樞紐、協調或中心的角色。
一直以來，香港都有參與到粵港合作、深港合作、珠三角區域合作和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經濟發展合作項目，並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仍有很多不足之處。過去各種香港與內地經濟合作，其構思和動力主要來自內地地方政府與香港，而前者則比後者更為積極進取。中央基本上扮演鼓勵和配合的角色，在主導性、投入程度和國家政策支援上都不算高。可是，地方單位因為利益矛盾、積極性差異、工作步伐不同、政府功能角色有別、目的和方向分歧、尤其是制度和規範的差異，彼此的合作往往流於「雷聲大、雨點小」的局面。遺憾的說，相對於內地的熱烈和積極，香港方面則顯得被動和消極。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過去的香港與內地合作項目不同，因為它已被納入國家的重點發展戰略之中，在調動中央、內地城市和香港的積極性方面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香港不能掉鏈子拖後腿
第四，跟過去的各類香港與內地合作不一樣，中央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中擔當着主要的領導、規劃、統籌、協調、推進、執行、防止惡性競爭和「排難解紛」的角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好反映這一點。尤其重要的是，中央會因應大灣區的建設而源源不斷擬定和出台各種特殊和優惠政策，務求讓大灣區能夠在制度和政策創新上大膽嘗試和探索，為國家的深化改革開放戰略累積經驗。中央也希望通過大灣區的建設與世界各國在經貿、金融、投資和科技領域加強交流，讓外國投資者和企業感受到和相信中國不但不會好像一些發達國家般採取單邊和保護主義政策，反而會為全球化的優化發展、國際自由公平貿易體系和多邊主義體制的建立而盡力。
在世界籠罩在「去全球化」的陰霾下之際，中國成為了推進更公平合理的「全球化」和新國際經濟秩序的主要力量。過去香港因為「全球化」而興，現在則是「去全球化」的受害者。中國以「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主軸的「新全球化」戰略肯定讓香港大受其惠。
第五，在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戰略時，香港當前的經濟社會民生「困局」和未來長遠可持續發展始終是中央念茲在茲的大事。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在某程度上是為了讓香港能夠從「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煥發新生機。過去香港與內地合作的成果不少落在財團和專業精英之手，大灣區建設卻是要讓香港不同階層和不同世代的人都能夠分享成果。
國家主席習近平曾指出，「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是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也是香港、澳門探索發展新路向、開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的客觀要求。實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我們立足全局和長遠作出的重大謀劃，也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決策。」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被委任為由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主持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成員之一，是香港特首首次進入中央領導機構，充分凸顯香港在大灣區建設中的重要角色。中央也表明在大灣區建設進程中，要充分尊重香港特區政府的意見。中央對香港在大灣區建設中寄予厚望，亦鼎力支持和協助。日後中央在考核香港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工作表現時，他們在大灣區建設中所展示的魄力、擔當、能力與成績肯定是一項重要指標。
其實，對香港特區政府以及對香港社會各界來說，如何抓緊和利用好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機遇，並讓香港能夠充分發揮其推動大灣區建設的獨特作用，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其中牽涉到特區政府的管治方針和政府與社會的協作關係的調整與創新。
對特區政府而言，儘管歷任特首都表明不會盲目依循「經濟不干預」，而是要「有所作為」或「適度有為」，但實際上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和處理社會矛盾時，仍然是小心謹慎，步步為營，而其理財方針實際上仍沒有擺脫過去的窠臼。
在大灣區建設上，特區政府必須與中央和區內其他城市一起共同制定具體規劃、擬定合作項目、共建各種促進要素流動的基礎設施、在尊重「一國兩制」前提下實現制度、規則和政策的對接以及一起向各方面包括國際社會推介大灣區的發展和機遇。香港也需要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在工作上步調一致，不能掉鏈子，更不能拖人家後腿，從而連累整個大灣區的建設進度。
港珠澳大橋的建造經驗，正好說明香港特區政府在工作進度相對滯後的情況。香港特區政府的強項是行政管理和政策執行，但在長遠規劃、宏觀思考、戰略思維和政策研究方面則相對較弱。特區政府有需要快速強化其弱項。不然的話，香港特首也難以在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內提出對大灣區和香港發展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特區政府可以繼續是「適度有為」的政府，但所謂「適度」應該是較高程度的「適度」，意味着它理應更積極、進取和前瞻性地投入大灣區的建設中去。
具體地說，香港特區政府有幾方面的工作必須做好：
首先，必須充分認識到，當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地位正在下降和香港的產業結構必須盡快轉型升級之際，粵港澳大灣區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重大戰略意義。
第二，香港特區政府需要加大力度向香港人講解大灣區對香港以至對香港各界的重要性，同時釋除一些人的誤解和疑慮，為香港積極參與大灣區的建設掃除內部阻力。
第三，香港特區政府需要改變過去對香港與內地合作的「散漫」態度，積極加強與大灣區內城市的政府的溝通與合作，共謀共建合作項目，推動香港與各城市在制度、法律、交通運輸、公共政策、專業和行業准入標準，及生活條件和方式等方面的對接，讓大灣區真正成為一個香港人和內地同胞的共同家園。
政府需調整心態全力參與
最後，香港特區政府必須對其在經濟發展上的角色重新定位，擺脫過去「積極不干預」的消極心態，提升它在推動經濟發展上的主動性和領導功能。為此，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思維也應該作出調整，比如說特區政府是否擺脫過去的羈絆，把更多的香港財政和行政資源投放到大灣區來支持香港人在內地的發展、協助香港人處理在內地遇到的困難和問題、資助香港與內地的一些合作項目等，因為不如此的話，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參與上便會受到很大局限，以往香港與內地在南沙、橫琴和前海的合作都不如理想，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因為香港不能在那些項目上大量投放資金和資源。所以，在參與大灣區建設時過去那套香港公帑不應或不能用於內地的財政政策已經不合時宜。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政府與社會各界的共同事業，而市場、民營企業和民間專業人士在其中擔當着比內地其他地方更關鍵性的角色。過去香港與內地進行合作，經常出現的情況是香港特區政府缺乏能力推動民間企業和個人的參與，致使合作結果難讓對方滿意。在大灣區建設過程中，政府與社會的關係也需要作出調整。香港特區政府需要提供有利於民間參與的政策環境、資源投放、信息供應、教育培訓、服務支援等多方面因素，同時與社會各界尤其是工商團體、法定機構、專業組織、教育和培訓機構、社團、青年組織等建立持久和密切聯繫和協作，從而提升政府在動員民間資源和統籌協調公共與民間資源的本領，發揮積極和主動的領導力。
總而言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香港必須牢牢抓住的新發展機遇，也是讓香港得以提升其在國家崛起中的地位的契機，但它卻同時要求香港特區政府調整其管治思維和方針，強化其在香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角色與功能。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