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一些官員一直受港英時代的意識形態所影響。表面上說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實際上失掉了社會責任，只考慮資本的利潤率。這在港英時期或還可以解釋，因英國是不會承擔香港任何的財務責任，香港要自負盈虧，故此要特別地審慎理財；而且港英政府對香港的政治責任也不大，只要保持社會穩定，用高壓抑止政治的不穩定傾向即可，至於香港居民有無社會權利，窮人生活應否有所保障，從來不是施政重點。

　　所以，若不是石硤尾大火，貪污橫行的港英政府便不會啟動公屋政策。也因此，在中英談判中國堅持收回香港後，麥理浩的十年房屋大計便中斷，回歸過渡期裏更開始推動房地產投機市場，削減公屋、出售公屋，以及用其他如居屋等去替代公屋。醫療方面由政府醫療體制轉變為公營機構醫管局負責，把政府的政治責任外甩。

　　長者津貼需貼近民情

　　回歸後，某些官員也有意無意地在宣傳上鼓吹對綜援人士的歧視，宣傳綜援養懶人。公共醫療支出也不願作出根本性調整，不想去應對社會對醫療要求的增長，和人口老化的種種問題。醫療券可說是一個典型例子，寧願資助私營醫療，甚至讓醫療券濫用，也不願把公帑投入醫管局以產生更大規模的效益。

　　最近，政府把長者申請綜援的年齡從60歲調高至65歲，便顯然是同樣思維的結果。這個改變涉及的公帑數目不大，政府的意圖只是要表達對長者綜援的施壓，體現他們歧視綜援弱勢社群的主張與態度。這樣的改變對貧窮長者的影響巨大，政府推行時有沒有調研、有沒有諮詢？還是由一些人拍腦袋決定？在社會強烈反對下，政府先是改以罰款200元來作懲罰不求職的60至64歲長者，扣除他們可得的綜援，再而又取消扣罰，但仍然不肯改變政策。百辭難辯之下，有關官員顯然十分難堪。

　　與此同時，流感肆虐，醫管局管理的公共醫療體系備受壓力，長期人手不足，導致高比例的醫護人員離職。政府的對策，一是找明星來作宣傳安撫；二是誇言有大量資金增撥來津貼醫護人員。前者令人摸不着頭腦，只反映醫管局高層的無厘頭心態。後者是否以為增加津貼便可使醫護人員不眠不休地工作，為了五斗米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提升醫療服務刻不容緩

　　醫管局的前線醫療資源投入不足，管理官僚化已備受批評，卻從不決意改革，反而是官僚文牘，架床疊屋更為惡化。代價是基層居民，特別是貧窮長者，就醫排隊需時，其中醫療失誤頻仍，未及時就醫無辜早死的可能更多。政府的減開支，加上醫管局的官僚主義，代價是中下層居民的病死痛苦，這是怎樣的政策，和政策思維呢？在醫護人員齊聲公開聲討政府和醫管局之時，政策制度還是不願改動，無任何良策可紓解現時公共的困境。主管部門和有關官員面對困境，竟似無計可施。問題在於，難道要更多的中下層居民以生命來作為犧牲嗎？

　　香港公共醫療，乃至長者福利、公屋、社福等等，在香港政府儲備萬億元，且每年增加之時還不作改善、補救，政府和問責官員欠缺應有的道德責任。他們或者不懂怎辦，為什麼不可以開誠布公，讓社會公開參與推動改善、改革呢？也為什麼不去檢討反思回歸以來由港英政府承繼而來的制度、政策與施政思維呢？

　　這是怎樣的既得利益在作梗？

　　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