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是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各行各業都在盡自己的責任，當中清潔工的角色尤其突出，可以稱作是抗疫無名英雄。他們拿着最低的工資，幹着髒、累、苦的工作；他們是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但為抗疫作出大貢獻。他們理應得到更多的尊重、更合理的報酬。特區政府感謝清潔工的最佳方式，莫過於盡快檢討早受詬病、有縱容剝削之嫌的清潔外判制度。

　　疫情肆虐兩年多，居家工作者大增，生活垃圾隨之激增，清潔工的擔子更沉重了，而處理用過的口罩、紙巾、檢測劑等，令他們工作暴露在高風險之下。不少工友染疫，有的清潔公司確診比例甚至高達三分之二，主要原因在於防疫物資欠缺。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工友們仍然堅守崗位。人手不足，剛剛康復就「頂硬上」；物資不足，工友自費購買。有康文署外判清潔工自掏腰包購買防疫物資，自用之餘，還派給同事和長者。有工友對大公報記者說，傳遞愛心和正能量比滿足一己物欲更重要，知足者常樂。一句樸實無華的話，令人動容。

　　香港社會不缺少為街坊市民捐款捐物的善長仁翁，但上述清潔工的義舉可說是難能可貴。清潔工是社會最基層，收入十分微薄，日常生活往往僅能維持溫飽而已，他們省吃儉用做善事，既是齊心抗疫精神的體現，另一方面也從側面反映出當前清潔外判制度的嚴重問題。外判商剝削清潔工並不是新鮮事，如今竟然連口罩、消毒液等最基本的抗疫物資都沒有正常提供，工友的個人安全如何能得到保障？

　　清潔工屬於厭惡性工種，如果在薪酬上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就很難有人願意投身這一行。香港則不同，由於基層人口多，找工作難，不少人只能從事清潔等低收入工作。香港之所以有最低工資制度，緣於有清潔工時薪太低被傳媒曝光，引起社會強烈反響。最低工資實行多年，清潔工的生活質素不能說沒有一點改善，但改善並不明顯，有些不公平問題甚至惡化了，比如他們至今沒有獨立的休息和換裝空間，甚至連吃飯都在洗手間內解決。類似新聞常見報端網絡，可惜並未引起政府足夠的重視。

　　申訴專員公署曾發表調查報告，矛頭直指外判制度的不公。在現行制度下，八成以上政府合約由少數幾間外判商獲得。由於招標競爭性不足夠，外判商為提高利潤，嚴重剝削員工及降低服務質素屢見不鮮。政府將工作外判，連責任也外判，助長了外判制度的不公。另一方面，清潔工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也相當嚴重。政府招收二級工人，只需小六學歷，月薪在1萬3千元以上，比外判清潔工的約1萬元多出不少；同為外判清潔公司，收入也有相當大的差距。

　　如果說，一個社會對待基層的態度反映其文明程度，那麼香港清潔工的生存狀況，則是香港社會不尊重基層工作者、職業歧視的一個典型表現，也是香港社會貧富懸殊的一個縮影。香港回歸後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代表可以坐視嚴重剝削，可以容忍嚴重不公。

　　清潔工保障城市清潔，美化市民生活，是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經過疫情一役，人們對清潔的重要性、對工友的貢獻有了更多的認識。香港社會不能虧待這些為抗疫作貢獻的人群，特區政府除了為他們提供抗疫津貼，更要着手改革外判制度，以體現社會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