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疫情重創百業，令香港貧窮問題惡化。

　　梁子穎：調升最低工資 幫助基層

　　勞工界候選人、工聯會梁子穎表示，本港貧窮原因在於打工仔薪酬被剝削。清潔、保安等基層勞工因最低工資無上調，工資追不上物價升幅，其他打工仔的工時長但無加班補水，工資變相被降低；另外，旅遊業等從業員因為黑暴及疫情而工作減少，當人工追不上通脹，打工仔變成在職貧窮。他認為，公屋富戶政策要求超出入息限制的住戶要繳付更多租金，政策令打工仔失去工作積極性，年輕人可能為此搬至私樓，避免在公屋多交租金。

　　他又說，富戶政策與獅子山精神相違背，不利藏富於民，變相是製造貧窮，故倡議政府干預及調整市場，幫助增加市民收入，包括擴闊稅階加重高價商品的稅項，根據政府外判工人時薪55元水平調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並公布各行業薪金標準讓市場跟隨。

　　郭偉强：增上流機會 免跨代貧窮

　　勞工界候選人、工聯會郭偉强表示，疫情下未能通關，旅遊等行業的失業人口增加，以及中下階層市民的工資沒有增長，名義工資被通脹蠶食。

　　他指出，倚靠最低工資的基層市民在通脹下收入減少，凍結最低工資是政府最錯誤的決定，要解決貧窮問題，便應提高最低工資，以及向失業者發放援助金。

　　郭偉强表示，內地滅貧的方法是協助當地人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環境，加強謀生能力。

　　香港產業應趨向多元化發展，走向創科及高增值經濟，才能令下一代可以向上流動，不會令貧窮問題跨代延續。

　　朱麗玲：振興經濟 才可長遠脫貧

　　社會福利界候選人、民建聯朱麗玲表示，疫情打擊香港經濟，失業率攀升，僱員收入減少，加上香港老齡化，長者愈來愈多，自然拉高只計收入的貧窮率。政府推出短暫或一次性紓困措施，但香港深層次矛盾是房屋問題，長遠必須完善現有經濟結構發展，才可長遠解決貧窮問題。

　　她認為，要解決貧窮問題，應將公營房屋供應量與「三年上樓」的政策目標掛鈎，盡快落實「北部都會發展策略」及籌劃區內的新鐵路計劃，過渡性房屋供應增加三萬至五萬個單位。另外，應優化在職家庭津貼及加大兒童津貼額，縮窄貧富差距，並推出支援照顧者計劃。

　　周小松：改革利得稅制 以富助窮

　　勞工界候選人、勞聯周小松表示，過去兩年疫情令失業問題惡化，本港八成失業人口屬貧窮，失業援助十分重要，政府應在綜援制度外，設立個人可申請的失業援助制度，協助失業工友。他表示，調高最低工資是短期有效扶貧工具，產生漣漪效應下，工資最低的一成打工仔，將可在短期內改善收入。

　　他建議，政府應大刀闊斧滅貧，透過改革將利得稅改為累進制，企業多賺錢便多交稅，令政府財源穩定，向失業者派發現金援助。政府應加快公屋供應，並向輪候公屋的市民發放租金津貼。長遠而言，社會應商討如何滅貧，改變產業結構單一問題，加強職業專才教育。

　　狄志遠：制定滅貧指標 刻不容緩

　　社會福利界候選人、新思維狄志遠表示，人口老齡化及疫情令旅遊及飲食業職位消失，本港出現經濟結構轉型，政府現金派發計劃結束後，更突顯貧窮問題嚴重。他認為，香港最大問題是沒有滅貧指標，有目標才能有應對策略，例如要加強退休保障及支援貧窮家庭兒童，以免落後於形勢。

　　他建議，應採取中期經濟支援措施，透過關愛基金向低收入家庭、有需要長者及失業者提供持續兩至三年的經濟援助；長遠要做好退休保障計劃。他又建議動員大型企業，為少數族裔提供語言培訓及協助融入社會，為婦女提供兼職就業機會，官民合作解決貧窮問題效果更顯著。

　　李廣宇：加強培訓 協助工人轉型

　　勞工界候選人李廣宇表示，去年住戶月入中位數按年下跌5.6%，令貧窮線下降，貧窮人口較前年增加約16萬，相信實際貧窮人口應更多。對於政府以疫情解釋經濟轉差、貧窮人口增加，他認為，真正原因其實是社會結構轉型，教育及社會推崇大學精英化，未能升讀大學的人，更容易跌到貧窮線下，而政府並無協助工人轉型。另外，非公屋住戶如以一半收入支付住屋開支，造成在職貧窮。

　　政府以調撥資源作為減少貧窮人口的措施，他指是玩弄數字，疫情下派錢是表面功夫。他說，政府應正視經濟結構改變問題，做好人才培訓工作。

　　葉湛溪：釋放婦女勞動力 增收入

　　社會福利界候選人葉湛溪表示，貧窮人口上升，他認為與失業和疫情有較大關係。他反對以綜援作為失業支援措施，認為社會福利署放寬失業綜援資產上限只屬短暫措施，政府應設立失業援助金，向失業者提供半年經濟援助。

　　香港貧富懸殊問題仍然嚴重，他認為政府可研究向富人多徵稅，提高利得稅，以增加資源投放在社福、醫療和教育等範疇。

　　葉湛溪又指出，就業有助脫貧，政府應制訂長遠扶貧措施，在職業技能培訓上扶助市民就業，另應加大託兒服務配額及資助金額，釋放在家照顧子女的婦女的勞動力，增加家庭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