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基本法，香港原有的法律五十年不變。但是今天，不少市民認為法官的理念變化了。

　　九七年之前，如果香港發生騷亂，警察鎮壓是大英雄，參與騷亂的是大壞蛋，是香港罪人。到了今天，香港回歸祖國已經二十年，是非觀念卻大大改變了，公民抗命的、搜查警察的車輛、阻撓警察獲得食物供應的、用磚頭掟警察、用尿液淋警察、用棒打爛立法會玻璃門的，都是「民主鬥士」，是大英雄，而且可以當議員。

　　法官對於「民主鬥士」是網開一面，認為他們是第一次犯錯，應該給予機會，判處幾個星期的監禁或者服務令，多數的案件都是如此。發動「佔領中環」的主要搞手，公開發表言論，鼓動群眾不要執行法院關於清場的禁制令，兩年多過去，「佔中」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一個也沒有接受起訴。但是，七個警察毆打曾健超案，立即起訴，而且要安排在地方法院審判，預告了一定要重判，因為他們「知法犯法」。在案件中的曾健超一樣也襲擊警察，一樣也「知法犯法」，但是，僅僅是判處五個星期的監禁。為什麼會這樣？在騷亂中執行法律的警察，成為了要從重打擊的罪人，要判處阻嚇性的刑罰，要判處兩年的徒刑。

　　犯罪「動機論」美化犯罪

　　這種所謂「依法辦事」，反映出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的處事方式。更重要的是，法律沒有彰顯公義，而且是打擊了公義，法律沒有維護公眾秩序和公眾安全的利益，沒有對煽動騷亂採取了否定的立場，沒有讓青年人感到破壞公安秩序是犯罪行為，反而採取了放縱的態度。這究竟是誰家天下？

　　香港是推行普通法和判例法的地區。有關的判決和量刑，應該按照普通法地區的判例，作出橫向的比較。香港市民只要翻閱一下美國和英國的法院，對參與騷動的罪名的判決，量刑是怎麼樣的？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香港的法院是遠遠地比較美英法院的量刑為輕。

　　更加令人驚訝的是，香港的法官在「佔領中環」非法判案的時候，往往採取了「動機論」，讚揚被告「關心社會」、「勇敢地堅持自己理想」、「不為私人利益」，這是為犯法的行為進行了美化，宣傳和肯定了這些犯罪者，法庭的判決，不是懲罰了犯罪者，而且犯罪有「獎品」。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主席羅冠聰及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僅僅判社會服務令。律政司就三人刑期申請覆核，東區裁判法院拒絕，結果三人刑期維持不變。

　　東區裁判法院的裁判官判決的標準在於犯罪的動機問題。如果法官認為，犯罪動機是好的，就可輕判，如何體現法律公正性？

　　香港特區的法官所讚揚的政治理想，並不是虛無縹緲，而是挑戰基本法和香港的法律制度。這說明什麼？法官並不是根據普通法以前的判例進行判案，也不是按照美英的法庭的量刑準則進行判案。美國法院處理「佔領華爾街」的被告人，沒有一個法官是以政治動機作為標準。英國的法院處理「佔領倫敦」，也沒有一個法官讚賞被告的政治訴求，因而作出輕判。最高的判決刑罰是十四年監禁。

　　七個警察遭受了兩年監禁的重刑，按照判例法，也是毫無根據的。翻查以往案例，多宗涉及警員毆打市民案件，即使情節更為嚴重，被告罪成也只會被判囚少於一年，一般是判刑四個月。

　　量刑準則必須人人平等

　　正如法官所言，曾健超身體並無受到嚴重傷害，沒有理由重判。更重要的是，當時是發生了騷動，曾健超是襲警者，挑釁了警察，七個警察長期地受到壓力，情緒失控，在現場動了手腳，被電視台記者拍了紀錄片。法官一定要聽取案件中兩方面的說法，根據現場的具體的對抗性的情況，作出判決，以表示客觀和公正。更加要考慮，有關的判決，會否造成怎樣的社會效果？究竟是鼓勵了更多人襲擊警察的社會效果，會不會打擊警察維護治安的士氣？法律的公正和公義，最重要是保障社會的安寧和社會秩序，而不是相反。更不是要造成一個效果，騷動是正確的，警察強力處理騷動者是不公義的，如果將來香港出現更大的動亂，到時候誰來保護七百萬香港人的性命和財產？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曾在演講中說：「假若定罪或無罪的判決有不當之處，或判處的刑罰不妥或不足，香港的法律制度設有上訴機制，可以就判決上訴至終審法院」。「法庭只會裁決案件涉及的法律問題，亦只會考慮案件在法律上是否有充足理據。此說法固然真確，但我們必須承認法庭的判決有時會在政治、經濟或社會層面帶來重大影響」。

　　馬道立又曾經在演說中強調法院維護憲制和基本法的責任。正因為如此，七警案應該進行上訴，廣大市民也認為上級法院會糾正法官用自己的政治觀點判案的偏差，讓廣大市民看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量刑的準則也是人人平等。我們不應灰心，我們仍然相信終審法院會有一個公正的法律救濟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