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區域法院對「七警案」的判決結果，引發社會震動，輿論嘩然。所謂「不平則鳴」。質疑判決結果的，除了街頭巷尾的普通民眾，還包括了一些立法會議員、法律界人士。兩個警察團體─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和香港警務督察協會發表聲明，表示驚訝和難以接受。在民間，從上周五起，繼「保衛香港運動」遊行撐警，「香港政研會」等多個團體組織遊行支持七名警員，昨日「撐警大聯盟」與「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創建人暨退役同僚聯會」亦在禮賓府外集會，要求行政長官梁振英特赦七名警員。

　　案件中七名已經在早前被停職的警員，分別以「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等罪名，被判入獄兩年，並未獲保釋要即時入獄。許多人驚訝、不解、痛心疾首。「七警案」從一開始就是香港社會關注的焦點，現在有了判決結果，社會上許多人對此提出各種意見和訴求很正常，只要在法律允許範圍內，只要不是採用侮辱謾罵方式，理性地分析和探討過程是否合理公正，量刑是否過重，由此產生的社會影響是否維護了公平正義，並非「藐視法庭」，恰恰體現了社會大眾對司法公正的期待。司法制度作為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沒有理由不能受到社會輿論的監督。

　　社會對「七警案」判決結果的質疑，歸結起來，爭議焦點並不在於七位警員自身的素質和是否有錯上，而在於從法律的角度看判決結果是否合理，是否起到司法應有的社會效果。

　　從縱向就個案看，阻嚇性的兩年刑期太重，並且要即時入獄。判刑不合理地排除了當事人犯案時現場的客觀條件。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警員毆打市民」案件，其中複雜性的政治因素不能夠被忽略，忽略了就難言公平公正、不偏不倚。

　　「七警案」發生在違法「佔中」的非常時期。這期間，政府總部周圍、旺角鬧市和銅鑼灣主要街道被「佔領」了七十九天，社會秩序混亂，執行任務的警員成為攻擊目標。據政府統計，其間共有約一百三十多位警員受到不同程度傷害。七名警員當天正在執行任務，周圍人群密集，騷亂和衝擊不斷。時為公民黨成員的曾健超混跡其中，並從高處潑液體攻擊警員。這樣一個複雜背景下，單把「警員毆打市民」抽出來，以「知法犯法」罪狀加以重判，怎麼能讓七警心服口服？怎麼能使同袍忍氣吞聲？怎麼可以令撐警的社會各界人士不痛心疾首？

　　法官在判詞中說，「即使被告在佔領運動期間承受巨大壓力，但將曾健超帶往暗角毆打卻毫無道理」，表明法官並不認同「承受巨大壓力」與被告的衝動過激行為有關係，將引發主觀行為的外部客觀因素忽略了。法官又指出，被告在執法期間犯案，「損害本港聲譽，案情非常嚴重」。這個說法也很難讓人接受。「佔中」期間，像曾健超這樣的佔領者，故意違背社會法律原則，破壞社會秩序，阻斷道路交通，衝擊政府機構，毆打執法警員，造成社會巨大經濟損失，給香港社會造成難以估量的巨大傷害。破壞了香港國際聲譽的正是這些人。相反，訓練有素、不畏辛勞的香港警員給社會秩序的迅速恢復提供了保障，也給香港的國際聲譽添光彩，故此一直受到市民的支持。

　　香港的司法制度源於英美司法體系，屬於普通法範疇。在「七警案」中，法官引用了過往的一些判例。比如2001年的李志輝案和2009年發生荔枝角收押所三名懲教人員毆打囚犯致死的案例。然而，卻沒有注意到「七警案」不同於以往的執法人員故意傷人案，是在執行維護社會秩序過程中出現的，是在首先受到惡意挑釁和攻擊的前提下發生的。而且「七警案」既沒有前者李志輝案那樣的「砌生豬肉」的惡劣行為，也沒有後者那樣的嚴重後果，故此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質。將其相提並論，且同樣要處以「阻嚇性刑罰」，加以重判，也是人們難以接受的原因。

　　從橫向比較上看，「七警案」涉及的對象曾健超，去年中被裁定一項襲警及兩項拒捕罪成，被判即時入獄五星期，但以刑期偏短為由，准以300元保釋等候上訴。此外，違法「佔中」已經發生兩年多，當初被「預約拘捕」的數十名主事者，包括「佔中三丑」等，至今少有被落案起訴。帶頭衝擊政府總部的主要涉案人，包括黃之鋒等，法院以非法集結罪定罪、並判處社會服務令或緩刑。這些與七名警員所受到的阻嚇性懲罰相比，可謂主次顛倒，是非難辨。

　　古人雲「法令所以導民也，刑法所以禁奸也」。司法公正的效果，反映到現實中來，就是要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違法「佔中」之後，香港社會法治基礎受到侵蝕，社會出現裂痕，阻礙了經濟民生等各項事業發展。香港要逐步恢復社會元氣，鞏固法治基石，修補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