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旺角暴亂的「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早前被裁定暴動及襲警罪成判監6年。反對派事後不斷發表反對判決的言論，有人說：「判刑太重了，特區政府癲了」；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則別有用心說：「六七事件」多處出現炸彈、多人死傷，並持續多個月，但有被告判監年半至兩年，難怪很多人認為和旺角暴動案相比，刑期不成比例雲雲。
推動青年人做「炮灰」
拿旺角暴亂和「六七事件」作比較是不公平的，那時候是港英政府對愛國者採取鎮壓，三個人走在一起就是非法集會；香島中學學生放學被警員截停搜查，結果被捕並判監十二個月；學生在校內派傳單，判處二十四個月的監禁；大公報記者黃澤被控非法集會、發表煽動性演說等罪，判處五年的監禁；更有一批愛國人士不經過進行起訴就關進了「集中營」。
那個時候香港是實行「緊急法例」，即使當年的《公安條例》亦沒有暴動罪，公民黨的大律師把兩者拉在一起相提並論，完全沒有法理依據，更沒有公平性和可比性。難道說，梁家傑想今天實行港英時代的「緊急法例」？
梁家傑所謂「梁天琦刑期太重」，其目的是想推動更多青年人今後走上街頭參與暴動，為公民黨的亂港路線當「炮灰」，踏着梁天琦的足跡前進，繼續堅持「違法達義」。
公民黨的大律師和戴耀廷欺騙青年人說：違反法律目的就是要說明法律的不公正，一般來說僅僅是判決社會服務令，不會留下案底。不論是梁家傑或余若薇，他們的子女都沒有上街「違法達義」，他們只會送自己的子女到外國去留學，然後與有錢人對親家，享受榮華富貴。
公民黨的大律師很清楚知道，即使在英國，如果判處暴動罪名成立，刑期是5到6年。香港1970年修訂的《公安條例》第19條，暴動罪的最高刑罰是監禁10年。
公民黨的大律師這一回夥同彭定康出擊，跟着彭定康的腔調說，「想不到《公安條例》是用來對付香港的民主人士，壓制不同的聲音，使判決變得極端化。」這樣只能說明，彭定康在管治香港的最後時期暗中埋下「地雷」，煽動鼓勵其支持者在回歸後破壞「一國兩制」，大搞分裂國家的活動而已。
彭定康和公民黨其實對於法律存在「從輕發落」和「從嚴處理」兩個極端標準。例如2011年，英國倫敦一名警察開槍射殺黑人疑犯，結果觸發全國多個城市發生暴動，在他們眼中法庭必須「從嚴處理」；但煽動香港青年人搞「港獨」，縱火掟石頭、襲擊警察時，就要考慮他們是出於崇高的理想，要「從輕發落」，判處社會服務令就好了。
有法不依 踐踏法治
旺角暴亂翌日報紙刊登了一張大照片，只見梁天琦高舉着一塊磚頭，擲向着前方相距僅一呎、一名快要跌倒的警察，可見其襲警罪證據確鑿。梁天琦曾辯稱案發時他在旺角進行選舉遊行，參加者數目少，根本不需要按照法例申請「不反對通知書」，試圖與暴亂劃清界線；但這張照片充分說明了他是在參與暴動，並不是什麼選舉集會。
《公安條例》第18條列明，參與非法集結最高刑罰是判監5年；第19條列明，參與非法集結的人破壞社會安寧，有關集結即屬暴動，最高刑罰是判監10年。所以說，從彭定康到梁家傑，胡說「刑罰太重了」、「《公安條例》的執行被極端化了」，都是沒有法律根據的，都是漠視了梁天琦暴動案的具體證據的。這是有法不依踐踏法治的具體表現。
高院法官判處梁天琦坐監6年，完全是按照暴動罪名來衡量刑期的。所依據的就是1970年修訂的《公安條例》第19條。這個條例有明顯的判例，法官援引廿多年前白石船民中心暴動，以判囚5至6年作為量刑起點，根據具體案情判刑。
今次高院判刑與之前案件有別，高院法官認為，梁、盧參與的暴動，暴力程度屬「極其嚴重」，是「有組織有預謀」嚴重罪行，所以判囚6至7年。為什麼是「有組織有預謀」？因為他們早就準備了口罩、木棍和盾牌，主動衝向了警察。他們使用暴力的人數遠比警察人數為多，而且衝擊的時間超過兩個小時。集結的人數、暴力的程度、對公安秩序破壞的程度、平民受傷和警察受傷的人數和傷勢，都是量刑的考慮標準。所以說「判刑太重」完全是站不住腳的，違反事實的。
有人說，這是戰後最重的判刑，更是胡說八道。1989年白石船民中心暴動，8人同時被控暴動罪及縱火罪，分別判監9至10年。可以說反對派大律師是企圖隻手遮天，遮蔽事實。
梁天琦涉及的旺暴案分開兩個案件處理。現在被判處罪名成立的是亞皆老街暴動，情節已經算較輕；另一宗砵蘭街暴動案，暴力程度更加嚴重，參與暴動人數多達五百人，暴徒幾乎把一名警察打死。法官指，有警員兩次鳴槍示警後，群眾才停頓下來，但之後繼續追趕、襲擊警員，亦有人縱火燒雜物，情況正如有證人指稱暴徒已失去理智。事件造成多名警員受傷，更有警員身體有1%至2%永久傷殘。由於陪審團未能達成有效裁決，案件需要重新審訊。若案件重新聆訊並裁定罪名成立，屆時梁天琦判刑可能超過6年。
法官對於暴動行為的判案準則是一定要有阻嚇力，以保障社會的安全和公眾的利益。而絕對不是公民黨大律師的所謂「阻嚇民主示威行為」。公民黨千萬不要渾水摸魚、顛倒是非。
資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