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旺角暴亂案，主犯梁天琦被裁定一項參與暴動罪罪名成立。本來，他作為旺角暴亂的組織者之一，能逃過性質更嚴重的煽惑暴動罪已經是僥幸之極。但反對派還不斷幫他喊冤，又扯上六七運動，質疑「六七運動可以，為何旺角暴亂就不可以？」

　　工聯會元老陳婉嫻在報章撰文據理反駁，指出不能不恰當地把兩件事簡單類比，「出於愛護國家，保護民族，對抗敵人的衝動，利益歸於人民，是可以理解和接受；但當衝動是針對自己民族，自己國家，又或是被有心人煽動，傷害人民，則沒有包容的餘地。」不料卻引來反對派的進一步攻擊。

　　在香港，即便在愛國愛港的圈子，六七運動似乎是避之則吉的話題，彷彿六七運動真的是理虧得「見不得光」。比如，去年是六七運動五十周年。反對派剪輯了一部聲稱訪問了眾多當事人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巡迴播放，指責六七運動是一次在文革「極左風潮下，由左派發動的不得人心的暴動」。或許由於回歸二十周年典禮在即，愛國愛港陣營當時都似乎淡化爭議，反而令反對派的宣傳得逞。這種迴避矛盾的做法，反而給人心虛的感覺，令人痛心。

　　反對派往往喜歡扭曲歷史，又喜歡斷章取義地把歷史事件胡亂對比。比如年初，筆者就曾反駁過練乙錚把「秦國進攻南越」說成是「中原地區漢族對周邊非漢族人進行殖民統治的非正義戰爭」，並把它與現代侵略戰爭相提並論的錯誤說法。

　　陳婉嫻說得非常正確：「殖民地當權者的壓迫充斥着歧視、欺壓，前輩們的出發點是貧苦大眾的利益。我見不到今天這兩個字的背後意義，能跟那些年相比。」

　　不錯，六七運動與內地的文化大革命相關不是什麼秘密。六七運動之所以能壯大，與左派組織如工聯會的組織、左派報章的宣傳，及左派學校與中資機構的參與關係極大。香港左派組織一向與祖國來往密切，受鼓勵與支持不出意外。當年「文革」中，廣州、深圳、北京、上海都發生過聲勢浩大的聲援香港同胞的集會，《人民日報》與外交部也高調抨擊港英。但更值得深思的是，如果當時的社會矛盾不是已經極為尖銳，單憑左派組織，難道真的能「興風作浪」？

　　美化港英 扭曲歷史

　　近年來，隨着「本土」「港獨」的興起，「美化港英」成為一股值得警惕的潮流。年輕人大部分成長在回歸後，對香港的記憶集中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英談判後的「美好的時光」。很難體會到在此之前，香港的中國人前仆後繼地抗爭，向港英政府爭取平等權利與社會公平公義的艱辛。

　　在六七運動之前，香港遠不是一個天堂。對勞動人民來說，香港存在貧窮、自由資本主義、「殖民管治」、腐敗制度等「四座大山」。

　　當時香港經濟尚未起飛，貧富懸殊問題嚴重，一般市民的生活十分貧困。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五仙（港幣五分錢），就觸發造成1人死亡、1000多人被捕的「九龍騷動」。當年住房條件極差，大部分市民租住在居住環境極為低劣的寮屋區或唐樓，一家五六口蝸居在面積一二百呎的房間居住，廚房洗手間數家公用。現在懷舊電視劇中，「同屋主」之間樂也融融只是藝術化的美化。現在青年抱怨「劏房」環境甚惡劣，但現在的「劏房」對比當年寮屋可謂天堂。

　　香港當時崇尚自由資本主義，資本家漠視工人權益與福利，政府則置之度外，只顧「維持秩序」，而非「維護正義」。以引發六七運動的新蒲崗香港人造塑膠花廠工潮為例，資方單方面出台新規定，嚴重損害工人利益：它把能獲得「加二」花紅的標準線，從120元每雙周一下子提高到160元每雙周，令一大批工人失去了甚為關鍵的20%花紅；它新增規定，如果工人使用的機器壞了，那麼工人就不能上班，直到機器修好為止，這段時間工人完全沒有收入，相當於把機器損耗單方面讓工人承擔，而提供生產機器本來是資方的責任；它規定工人不得請假，一旦請假，不但沒有工資，連職位也可能失去，這等於把工人完全綁在勞動崗位上。此外，當時香港沒有最低工資，沒有勞動時間限制等對僱員的保障。用現代的眼光看來，這都是難以想像的，但這就是當時港英政府「積極不干預政策」下的工人慘況。

　　當時香港社會洋人與華人的地位極不平等，幾乎所有的政府高位以及重要金融工商建築業都被洋人把持，華人只能聽命「鬼頭上司」。現在「本土派」認為教學必須用粵語「母語」教學，反對「普教中」。但當時根本沒有「母語」教學這回事，中文更是毫無地位，英文才是佔絕對優勢的語言，所有公文都只用英文書寫，「高級學校」都用英文教學。不懂英文就找不到一份「像樣」的工作。香港在六十年代末才開始爭取「中文平等」。

　　美化「旺暴」 侮辱公眾

　　而當時人與人之間的制度性不平等，又豈是現在美化港英管治的人所願意提及？普羅香港市民奮起對抗港英管治者的壓迫，同是炎黃子孫產生愛國情感，難道不是天經地義嗎？

　　當年香港政府腐敗不堪、貪污成風。「賄賂」文化成為香港市民無奈的生活的一部分：警員收錢才肯辦案；消防人員收錢才救火；救護人員收錢才接送病人；連護士打針也要先給「好處」。輪候公營房屋、申請入讀官立學校等幾乎所有公共服務，也要花錢賄賂負責官員。港英政府雖然對此一清二楚卻無所作為，甚至樂見其成，事關制定與執行政策的人也是貪污文化的得益者。

　　港英政府對群眾運動的鎮壓也遠超「本土派」的想像。非法「佔中」時，警方出動催淚彈就被「泛民」指罵，但當時港英政府卻是荷槍實彈對待和平示威的民眾。法庭判處部分「佔中」策劃者判社會服務令，當時愛國學生因為派發傳單被關進監獄幾年。

　　正因如此，香港在當時很多有能力的香港人心中只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以香港為跳板。但對於無法「跳出香港」的廣大底層人民，只有抗爭才能改變。

　　正因為有這樣的社會基礎，左派所發動的六七運動，才能成為「香港歷史的分水嶺」。簡單地標籤為「左派發動的暴動」，顯然無視當時複雜的背景，否定了人民對政府抗爭以表達不滿的正義性，也忽視了六七運動對香港社會的正面意義。事實上，港英政府在事後推出一系列的改善政策，或者原先推行不力的政策變得積極推行，香港成為蒸蒸日上的發達城市。這固然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但六七運動的衝擊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香港主流社會長期沒有正確評價六七運動。回歸後雖然有楊光等人授勳，部分地平反六七運動，但香港仍沒有走出「六七運動壞」簡單結論。更令人遺憾的是，甚至有話語權的左派也不勇於據理力爭，以致當事人長期處於被抹黑的局面，令人遺憾。其實，六七運動中雖然有不幸無辜傷亡的人，但並非運動的主流。

　　相反，梁天琦等「港獨」分子發動的旺角暴亂，單純為發泄情緒與破壞社會安寧為目的，給香港帶來的只有動亂，又豈能相提並論？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