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細節即將出爐之際，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認為，香港人不要只想香港利益，稱「將來我們不是香港人，是大灣區人」。這個說法引起反對派媒體的攻擊。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據理反駁，又被扣上「獨港之父」的帽子。

　　然而，「大灣區人」真的有什麼問題嗎？「大灣區」是最新的名詞，但大灣區的地理概念大致等於珠三角。筆者近幾年努力研究嶺南特別是珠三角的歷史，對區域發展感受良多，不妨與讀者分享。

　　歷史上大灣區本是一體

　　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珠三角地區都是中國的主要商業中心，除了極短時閒外，珠三角一直沒有強烈的政治角色。可以說，珠三角的人民從來就是以積極商業開拓而傲立於中國。

　　珠三角的發展有其一體性的內在邏輯。最早的時候，中心城市是廣州。從唐宋到明清，廣州府的面積很大。「大灣區」中的大部分地區，包括香港與澳門等，原先都屬於廣州府，可以說，大灣區本來就是一體。

　　香港歷史的發展與大灣區其他地方是不可分離的。廣州長期是珠三角的中心城市，也是從漢朝開始就舉世聞名的貿易之都，但廣州並沒有壟斷一切城市功能。在魏晉南北朝，廣州就已經分出「內港」與「外港」，內港在省城，是中國商品集中地；外港在省城外圍，是外國船舶的停泊點。外港還逐步向外推，最早在琶洲，後來推到黃埔；在黃埔外港之外再外推，還有一系列的停泊點，經虎門延伸到屯門。現在屬於香港的屯門，在唐宋期間的海外貿易中已扮演重要角色，它是外國船隻進入中國的第一道關卡，也是中國出海船隻的最後一個停泊點。唐朝紀錄的四夷通商海道對此早有記載。

　　十六世紀葡萄牙人來到東方，想在中國找一個貿易落腳點。由於珠三角傳統上的一體性，他們最早看上的就是屯門。葡萄牙人為此曾佔據屯門數年，最後被明軍趕跑。後來，明朝將澳門半島「借給」葡萄牙人，此後進出珠三角的第一道口岸移到了珠江口西岸。葡萄牙人自此壟斷了中國到西方的航道，於是澳門就取代了黃埔，成為廣州的新「外港」，廣州繼續發揮其「內港」功能。西方貨物在澳門卸貨，用小船轉接到廣州，換取中國貨物運回澳門；西方貨物從廣州通過陸路轉運到全國各地；中國貨物則從澳門運往海外。可以看到，這個過程實質上是把廣州的功能進一步擴展整個珠三角。

　　十九世紀，英國也急於在中國尋找一個落腳點，他們看上的就是珠三角東岸、當初葡萄牙人慾求而不得的香港。鴉片戰爭後英國佔據了香港，從此香港又取代澳門，成為廣州的「外港」，「省港貿易通道」取代「省澳貿易通道」成為繁忙的商業線。

　　但這時中國開放的口岸漸多，上海逐漸取代了廣州加香港的地位。香港也發展成為一個不完全依賴「省港貿易」的重要港口，進一步連接從東南亞與其他東亞大港，香港由於歸英國治理，也發展出本土特色。但毋庸置疑，香港的發展與整個珠三角也是息息相關的：香港的絕大部分人口都從珠三角地區移入，與珠三角的親屬關係千絲萬縷；在語言上同聲同氣；香港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也由珠三角提供。

　　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種種原因，中國與西方世界的貿易被隔絕。省港之間原本不受限制的自由出入，從1950年起就被港英政府單方面封鎖邊界，這條分隔內與香港的邊界一直維持至今。雖然這時，香港與珠三角的交流被人為阻礙，但有三點值得一提。

　　第一，廣州再次成為中國少數對外開放的貿易城市。在改革開放前，從1957年起舉辦的一年一度的廣州交易會是中國對外貿易的唯一窗口。當時每到交易會，大小外國商人就會乘坐直通車從香港到廣州，古代的「省港貿易通道」的盛況彷彿重現。即便在改革開放後，其他城市也逐漸開放，廣交會至今仍是內地規模最大、成交效果最好的綜合性國際貿易盛會。

　　第二，珠三角對香港的物質支持，特別是東江水與食物，是香港能在70年代經濟起飛的重要因素。

　　第三，隔絕沒有阻斷香港人的家國情懷，兩地人民的感情相通。

　　改革開放後，香港的發展重新與珠三角融合。港人大舉在珠三角投資，開創了「前店後廠」的發展模式，為珠三角製造業發展提供初始動力。比單純的商業、製造業以及物質支援更重要的。如美國專家傅高義在《先行一步》中所寫的，是香港讓廣東人「大開眼界」，率先認識到了先進服務理念、管理技能與感受到了文化衝擊。正是這些思維上的變化，讓廣東能「先行一步」。

　　但另一方面，香港融入珠三角發展，也為眾多港人在珠三角掘到「第一桶金」，在香港則平穩地由製造業轉型升級到服務業等高增值產業，實現二次騰飛。

　　本來，香港繼續與珠三角融合是大勢。可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雖然香港回歸了祖國，香港與珠三角的關係反而不如預期前。這有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隨着中國「入世」，「前店後廠」的模式再不合時宜，省港面臨重新定位。

　　其次，珠三角與香港的經濟發展距離日益拉近，城市之間的關係從互補向競爭發展，由於各個城市分立，沒有統籌，甚至陷於誰為「龍頭」之爭，競爭趨向同質，重複建設嚴重。

　　再次，在回歸之初，以陳方安生等為首的一批人過於堅持「兩制」，過於強調「河水不犯井水」，反對香港融入珠三角。當時廣東提出的加大融合、「深港同城」及「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理念都止於空談。在多項大型基建與規劃上，香港過於注重本土利益，利用中央對香港的優待「要政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港珠澳大橋搞成「單Y」方案，而不是更有助整個區域發展的「雙Y」方案。這種在內地看來過於保守與「自私」的做法，引發了兄弟城市的不滿，嚴重阻礙了雙方融合。

　　在2003年中央推出CEPA惠港措施之後，雖然兩地關係更密切，但一些原先始料不及的因素，造成2009年之後，香港右翼情緒湧現，開始出現針對內地人的極端行為。此後，反對派對促進兩地融合的措施「逢中必反」，接着「港獨」思潮又興起，更進一步成為融合的毒瘤。

　　香港迎來全新歷史機遇

　　兩地未能按預期融合令人痛心，誰的損失最大呢？事實擺在眼前，香港的經濟發展遠遠落後於內地。珠三角各地則發展蓬勃，香港以前GDP與整個廣東省相當，現在廣州與深圳的GDP總值都已經與香港相若。廣州從輕工業城市變成重工業撐起半邊天，深圳的高科技產業更是舉世聞名，深圳港與南沙港的吞吐量都與香港在同一檔次。積極與內地融合的澳門，在回歸前是一個香港人看不起的「澳門街」，現在人均GDP變成差不多是香港的兩倍。香港在回歸之初，錯失融合機遇，也錯過了這一波的發展黃金時期。香港還浪費了能最大程度發揮影響力的機會，現在已經喪失了融合的主動權。

　　2017年，當香港回歸20周年前夕，中央提出了大灣區的概念，決心推動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肇慶、惠州和江門九市與香港、澳門特區的深化合作，研究和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這是中央對珠三角的信任與重託，也是香港搭上「大灣區紅利」的最後機會。

　　筆者回顧這段歷史是希望說明，自古以來的絕大部分時間，香港就不是一個獨立發展的城市。她的成功與「大灣區」息息相關（雖然以前沒有這個名詞）。大灣區原本就是一體的，香港融入大灣區，只是回歸歷史的正道。

　　現在，香港處於一個歷史的關口。雖然幾經波折，但兩地來往的重大基建總算已經快要開通。香港與大灣區被納入一小時生活圈，城市與城市之間幾乎連成一片，住在廣州到香港上班不再是夢想；分隔開彼此的只有人為的藩籬。各地的產業結構逐漸出現差異，正處於可達成最優化規劃的關口。香港人大部分都有大灣區的根，先天就是大灣區人。

　　珠三角一向是一個包容的地區，香港文化既有的影響力尚未消退，粵語、客家話與普通話並行不悖，彼此同聲同氣。廣州被譽為「第三世界的首都」，與香港澳門一樣是傳統的多元化城市，深圳東莞則匯聚全國各地的精英與勞動力。地區的人均GDP已經向高收入國家看齊。

　　這些都是共建大灣區的有利條件。只要打破城市與城市之間以鄰為壑，真正消除城市之間的隔閡，互補不足，發揮最大優勢，粵港澳大灣區要更上一層樓，追上紐約、三藩市、東京三大灣區並不是妄想。

　　不可否認，大灣區的概念很新，還有很多困難需要一起克服，也有不可避免的價值觀衝突。但作為香港人，應該有勇氣迎接挑戰，以積極的心態，開闊的胸懷擁抱一個偉大的歷史進程。何妨高喊一聲，我們都是大灣區人？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