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審法院關於黃之鋒等三人案件的判決，採用了模棱兩可的策略，一虛一實，兩面討好。一面討好建制派，另一面討好反對派。但是，判詞的論述卻不符合邏輯。判詞的最核心部分，即否定了上訴庭法官的判詞、支持原審裁判官的判詞，完全不認同「雙學」三人慫慂和煽動他人使用暴力。

　　終院判詞邏輯矛盾

　　本案終審裁決違反邏輯之處，在於推翻上訴庭決定的同時，卻又認可了上訴庭在判決過程中訂出的量刑指引。然而如果量刑指引是正確的，終院卻又不引用，並認為沒有追溯力，實際上是違反了法院慣例。如果終院可以立即取消上訴法院的判決，這便不會產生追溯期的問題，終院為何要將上訴庭的判決，「更正」為一個有量刑準則卻無追溯力的判決？

　　如果有人問，根據無追溯力的邏輯，終院作出判決時，只能對以後的案件有效，對糾正上訴庭過往判決沒有效，那是否黃之鋒等三人就要即時入獄？

　　應該指出，上訴法庭的量刑準則，就是針對下級法庭判刑過於寬鬆，糾正原審法官的判決。根據《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32條（2）「除非上訴法庭或原訟法庭（視屬何情況而定）證明有關案件的決定是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的重要性的法律論點，或顯示曾有實質及嚴重的不公平情況，否則終院不得給予上訴許可。」簡言之就是上訴人需要說服終院，案件有值得爭議的重大法律觀點，或者存在實質嚴重的不公平。

　　終審法院亦在本案聲稱，終院一般而言不是量刑法庭，將量刑原則問題提到終審法院的情況，屬於「最罕有的類別」（the rarest of cases）；過往由終院受理考慮量刑問題的主要案例，皆是被告首次上訴失敗後提出終審上訴（例如1998年Seabrook案、2000年Wong Chun Cheong案和2001年劉昌案），而不涉及律政司申請覆核加刑的情況。

　　終院在本案的判詞指出，該庭是接納黃、羅、周三人同時以「法律觀點」及「實質嚴重不公」的理由提請終審上訴。黃之鋒案可能成為普通法歷史上首次，終院批准以「實質嚴重不公」為理由，受理針對上訴庭刑期覆核（而非一般刑事上訴判決）的終審上訴案；換言之，有別於終審上訴一般決定爭拗定罪是否穩妥，或者衡量上訴庭駁回被告上訴是否公平正當。終院這次是在被告有罪的前提下，受理考慮一道以往極少處理（甚或是從未處理過）的命題：上訴庭在原審判罰的基礎上再追加刑罰，這決定有否對被告構成「實質嚴重不公」。

　　終院接納黃之鋒等人的上訴，說明了法院已經有一定的看法。終院否決上訴庭法官的判詞，明顯說明終院站在同情抗爭者一方。因為上訴庭法官在判詞指出：「該等人士公然蔑視法律，不但拒絕承認其違法行為有錯，更視之為光榮及值得感到自豪」、「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鼓歪風……不幸對部分年輕人造成影響，導致他們在集會、遊行或示威行動時，隨意作出破壞公共秩序的行動」。終院推翻上訴庭這段判詞，實際上是不承認鼓吹和煽動「違法達義」是犯罪行為。

　　有人認為，終院的裁決形同制定一條新法律，即「違法達義」的「公民抗命」中，只要「動口不動手」，即沒有煽動他人做出衝擊警察防線、衝擊政府建築物、堵塞交通等暴力行為，就毋須判處有罪和坐監。裁決無異於發出「香港承認『公民抗命』」、「任何人都可以發動『佔領行動』，只要不使用暴力就可以獲得『特赦』」的錯誤信息。

　　必須正確看待人大決定

　　終審判詞提到了所謂「反對不公義」，公然說大規模集結者所進行的「公民抗命」，並不是針對現行的公安條例；「雙學」三人承認公安條例，但他們反對人大常委會的政改決定。如果因為他們這樣做，上訴法院就給予判刑是不公義的。終院支持原審裁判官的自由酌量權，即輕判的取向，認為黃、羅、周三人年輕，「有崇高理想，關心社會大事」、「不是為了私人利益」，所以「公民抗命」不應該判處監禁，判處社會服務令即可。

　　終審裁決傳遞出來的信息，或許會令人誤信律政司提出刑期的覆核，對於黃之鋒等人是不公義的；上訴庭法官加重三人的刑罰，也是不公義的；更重要是，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也是不公義的。

　　這個判決的核心問題，其實就是怎樣看待香港部分人挑戰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怎樣看待「公民抗命」，上級法庭能否糾正下級法庭的判決的重大問題。這個判決對於今後香港的大治和或者大亂，產生重大的影響。如果司法系統不能保障「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不能對大規模衝擊社會公共秩序的行為作出阻嚇性的懲罰，那麼，香港將來還會有大亂發生，七百萬香港人將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