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以來，不少使用暴力的「佔領」者被法庭輕判。最明顯的案例是四名「佔中」者涉嫌衝擊立法會大樓，並用鐵馬撞穿大樓玻璃，原審裁判官沒有判處即時監禁，只判150小時社會服務令，律政司覆核後改為判監禁三個月。「雙學三丑」衝擊政總案，法官卻盛讚他們「有理想」，是關心社會，並非出於個人利益，所以判處服務令。但反對「佔中」者則判以重刑，向黎智英投擲豬雜案，三被告判囚九至十八星期不等。

　　更甚是，「佔中」期間辛勤執法的前線警員亦被重判。前警司朱經緯案，主任裁判官錢禮在判刑時說，「警員負責維持治安，如果知法犯法，需要有嚴重後果，以維持公眾對警隊的信心。加上鄭仲恆當時與朋友只是途經上址，手無寸鐵，但遭到被告襲擊」。法官的言論，猶如鄭的辯護律師，反映其對鄭的極力袒護。

　　多宗「佔中」案件的裁決說明，部分法官判案時認同「佔中」是值得支持的好事，警察不應對「佔領」者使用武力，動用武力就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必須重判。

　　但不少公眾質疑，法官判案準則為何？是根據香港法律和過往案例判案和量刑嗎？還是根據自己的政治觀點判案？事發時現場環境如何？

　　任何自由皆有底線

　　任何人都享有言論、思想、行動、集會自由，但自由有一條界線，確保任何人行使有關權利時，不會侵害社會上其他人的權利和公眾秩序。越過該條法律界線就是犯法。特別是朱經緯案，涉及「佔領」者公然挑戰法院禁制令，警方清場後，「佔領」者當晚發起「鳩嗚」行動，妄圖重新「佔領」亞皆老街和彌敦道。參與者在行人路緩慢步行，龜速橫過斑馬線，甚至在路中心站着不動，堵塞彌敦道與亞皆老街交界，令汽車和行人無法通行。朱經緯當時接到下屬通知，得悉上海商業銀行外情況有異，隨即轉身望過去，赫然看見數百人在場高呼口號、謾罵警察，部分人衝擊警方防線。當時警察的責任，就是立即趕走有關人等，盡快恢復社會秩序。遵守法律的途人，聽到警察呼籲後，會故意停留在現場，甚至加入「鳩嗚」隊伍嗎？

　　而鄭仲恆聆訊時亦承認，他是參與「佔中」，案發當晚陪伴女朋友到旺角，因擔心對方安全，才經過「佔領」者滋事的銀行外。

　　為何法官沒有按照當日實際情形判案？為何法官漠視高院禁制令，不支持執法警員，反而說朱經緯知法犯法？為何法官沒有判斷鄭仲恆與其女朋友是參與「鳩嗚」人士？法官對於事實和法律標準的認知，顯然出現巨大差距。

　　在普通法法院，尊重參考過往案例非常重要，香港回歸前，法庭處理許多非法集會案件時，都是支持警察執法，相信警員供詞，從未出現警察依法行使武力等同知法犯法的不公判決。而國際上，亦有不少國家爆發非法集會時，當地政府支持警隊動用武力驅散。例如美國和英國分別出現佔領華爾街、佔領倫敦事件，佔領者同樣手無寸鐵，但英國警方出動騎警，揮舞警棍驅散佔領者，美國警方更動用閃光彈。但英美從來沒有警察因使用武力對付佔領者，被指「知法犯法」遭判刑。理由很簡單，就是佔領行動破壞公眾秩序，損害其他市民使用公共設施的權利，所以一定要清場。為何朱經緯案中，法官不按香港和國際過往案例判案？

　　執法變犯法影響大

　　普通法的法官，在處理涉及公眾利益的案件時，首要考慮的是要恢復公眾秩序，其次是警察是否依法使用合適武力。裁決時更要充分考慮公眾支持、肯定警察的執法行動，否則社會只會質疑，對法庭的判決不滿。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一次演講中說：「我之前提及從社會整體的角度考慮的處事手法，若從此角度詮釋公平這個概念，即代表法庭面對不同觀點時，有時必須權衡輕重。」

　　在朱經緯案中，裁判官應考慮香港社會和公眾的觀點和感受，要考慮警察執法變成「知法犯法」後會造成的社會影響。如果判例嚴重打擊警隊士氣，令警員不敢執法，任由違法者癱瘓社會秩序，破壞香港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將會損害法院的公眾形象。

　　所謂「佔中」風波，其實是反對派否認中央政府按照基本法對香港行使主權。他們不承認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不承認基本法四十五條有關行政長官選舉中，設立提名委員會的嚴格規定。他們提出所謂「公民提名」方案，是企圖將基本法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變成「完全自治」，將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否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央直轄的地方政權。

　　個別法官疑似支持該種政治取向，以政治判斷取代法律判斷，讚揚「佔領」者「有偉大理想，不是為私利」，令裁決不符合憲法和基本法、違背普通法案例，所以香港必須糾正部分司法界人士的錯誤態度。朱經緯案提出上訴，不單是維護社會公義，更是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