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今天真的走到了一個新節點，前路怎麼走，值得深思。

　　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從一個少見的角度，論述了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他認為，所有的增長都與人口紅利有關。目前中國人口紅利前景堪憂，而兩億多農民工命運如何，決定着中國的發展。這個龐大的新興階層，在收入上已經是中國的中間階層，但由於他們在城市沒有安定的住所、福利，子女沒有出路，他們的消費沒有釋放出來。國家如果能用新型的城鎮化，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其極大的內需、尤其子女教育的需求會噴發，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人文意義更不可估量。這點，應該啟發我們考慮被樓價壓抑了消費和創意的香港中產在發展中的動力和作用。

　　上屆政府的首席智囊劉兆佳教授最近提出現在需要研究的八個問題：第一，「一國兩制」的理論；第二，二十年的成敗得失；第三，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第四，世界政局對香港的影響；第五，對積極不干預方針的檢討；第六，對殖民地管治的反思；第七，回歸後市民心態的研究，如何應對變與不變，中央政策的調整；第八，國民教育的內容。

　　着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

　　目前國家的「一帶一路」倡議與「粵港粵大灣區」是輿論的熱點，也可能是香港崛起的一個機會。香港應該真正着力的，是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建成。「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是香港的苦澀，三十年「前店後廠」的粵港合作經驗早已過時。在提倡「為祖國所需、貢獻香港所長」同時，也應有「為香港所需，發揮廣東所長」的措施。非如此，不能改變人、財、物、資訊優質要素單向流通的窘境。環顧全球幾大灣區，都是在同一經濟結構內實現要素的全面自由流通，才能產生合力，創造輝煌。粵港澳大灣區雖同文同種，但有不同關稅、貨幣，制度政策，整合程度不比歐洲共同體高多少。

　　早在1995年，香港協進聯盟就與廣東省政府研究中心開始了大珠江三角洲區域合作發展研究，提出弱化經濟邊境，實現人、財、物、資訊的全面流通。建議有個協調機制，由一位副總理統籌，爭取建成一個世界最繁榮的都市群。回歸前後，報告由廣東省政府和後來成立的特區政府分別上報。前特首董建華表示得到了中央的很好回應，馬上成立粵港協調小組，只是由於特區某些人的拖慢和種種政治原因，孕育了二十年，經過無數人的努力，灣區戰略今天才出世。面對新的形勢，實現人、物、財、資訊等要素自由流動這個建設大灣區的必要前提，還有許多實際難處。沒有一個高層次的統籌機構，只靠各地的雙邊多邊協商，一切質變都不會發生。特區政府應該充分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爭取國家層面的切實支持，做到「為祖國所需、貢獻香港所長，為香港所需，發揮廣東所長」的雙向合作，走出共贏創新之路。

　　最大優勢是國際金融中心

　　過去常說香港的幾大優勢，並沒有突出重點。其實，香港歷史沉澱下來的最大優勢是國際金融中心，「一國兩制」所保障的最大受益也在此。中國社科院金融所胡濱所長看到了香港在金融科技方面的落後，又肯定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不可替代性，他建議香港着力建成：第一，區域財富管理中心；第二，全球第三方支付清算聯絡中心；第三，金融數據港、產業要素聚合中心；第四，金融科技監管創新中心，成為內地金融科技的孵化器；第五，金融科技法律示範區。交銀國際董事長譚岳衡最近提出：要牽頭成立大灣區開發銀行，既有央行背書，又不受地方政府干預，灣區的大型項目才能展開。還建議在香港開設「一帶一路」國際板。

　　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已經過時了，香港是「一帶一路」的參與者與建設者，資金充裕，專業服務項目管理能力強，國際聯絡信用好，有能力有責任擔當這個角色。既然中國與國際金融的博弈離不開香港，國家的需要便是香港的立命之本。我想，中國不但需要一個金融上的大灣區國際板，還需要一個「一帶一路」文化宣傳、人文傳播（包括習俗、民風、法制）方面的國際版本，在此方面，香港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