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祖詒，字淞孫，江蘇吳縣人，1893年（清光緒十九年）生。貝家為吳縣商業世家，富甲一方，貝祖詒自幼受其家庭影響，對經濟商業事務興趣較多。

　　投身中國銀行

　　少年時代的貝祖詒，在鄉讀私塾，接受的是傳統教育。1903年，貝祖詒前往上海，入澄衷中學學習。1907年，自澄衷中學畢業後，考入家鄉蘇州東吳大學中學部，進入高中階段的學習。1911年畢業後，又進入河北唐山路礦學堂學習了兩年。如此，貝祖詒接受了較為系統的現代教育，為他以後的職業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13年，貝祖詒重回上海，擔任漢冶萍煤鐵公司駐上海辦事處的會計。1914年3月，貝祖詒進入中國銀行北京總行擔任司帳，由於他勤於職守，努力鑽研業務，很快即成為一名業務中堅。1915年，貝祖詒調入中國銀行廣東分行，先後任代理會計主任、總會計師兼營業部主任。為適應工作需要，更好地與當地人打交道，貝祖詒到了廣東僅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即學會一口流利的粵語。

　　1917年9月24日，中國銀行在香港設立分號。1918年，貝祖詒前往香港負責相關工作。1919年2月，香港分號改為分行，貝祖詒擔任經理直至1927年，成為中銀香港的主要奠基人。他在香港分行經理任上，最大的成績在於擴充國外匯兌業務。當時，美國的紐約、芝加哥、舊金山、檀香山，美洲的加拿大、墨西哥，東南亞的新加坡、暹羅（泰國）、菲律賓、安南（越南）等地，每年都有大批華僑的收入需要匯回內地。為了爭取這一部分客源，香港分行積極改善服務，改革取款匯兌的手續和方法。同時，針對不少僑胞文化水平低的情況，同意凡屬不能簽字者，准其畫「十」字為證；凡僑胞不願攜帶現金回鄉者，可代為委託批局轉解。上述舉措效果顯著，更多的僑匯通過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轉匯內地。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像一塊巨大的海綿，吸收了大量外匯資金，獲利豐厚，成績顯著，成為當時僑匯轉匯內地的樞紐行。1924年3月，貝祖詒因「經營有方，擴充國外匯兌增利不淺」，受到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的表彰，並「從優加薪」。

　　支持國民革命事業

　　貝祖詒在廣東和香港任職期間，正值孫中山南下護法，組織南方革命政府，與北洋軍閥相抗衡。貝祖詒密切注意局勢發展，提出相應對策，並與孫中山南方政府中的財政要員宋子文等保持着較好的私誼。

　　1923年2月，孫中山領導的軍隊擊敗陳炯明的部隊，孫中山重回廣州，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府，繼續革命事業。同年12月20日，孫中山下手令給中國銀行廣州支行，將廣東鹽務稽核分所前存稅款11萬元交給分所所長宋子文，並由陳友仁出面向會計主任索款。廣州支行從中行一貫的財務制度出發，拒絕提付。雙方關係惡化，大元帥府一度下令通緝廣州支行行長。直到1924年8月1日，孫中山任命宋子文為廣東中央銀行行長。中國銀行派福建中行副行長舒石文和總管理處張宗英出面，向宋子文等進行疏通，雙方關係才得以緩和。

　　宋子文擔任廣東中央銀行行長後，廣州市面金融混亂，中央銀行因缺乏準備金而濫發的紙幣毫無信用，造成兌現竭蹶、通貨膨脹、羅掘俱窮的現象。宋子文為扭轉這種不利局面，提高廣州中央銀行紙幣的信用，曾諮請廣東省政府出示布告：「凡一切交易款項出入，對於廣州中央銀行紙幣應一律通用，並隨時持向該行及兌換所兌換，現已設兌換所兩處，並委託八家銀號為代兌機關。」

　　為了籌備充足的現金，防止出現無法兌現的情況，宋子文派人至香港，向貝祖詒拆借部分現金。貝祖詒不敢擅自做主，秘密電告身在北京的中國銀行副總裁張嘉璈請示。張嘉璈密囑貝祖詒前往廣州，與宋子文面談，幫助廣州中央銀行整理紙幣，並藉此機會聯絡感情。

　　貝祖詒與宋子文見面後，宋子文向貝祖詒提出借款200萬元，貝祖詒答覆說：「二百萬元不是個小數字，我做不了主。這樣，我先借給你五十萬元先用，待請示總行張副總裁嘉璈同意後，再續借。」宋子文見貝祖詒是個爽快人，彼此有較好的印象，雙方很快便由業務關係轉為朋友關係，貝也因此而在以後成為宋的親信幹才之一。廣州中央銀行得到這筆現金後，作為準備金，用以整理金融，其發行的紙幣才逐漸得以流通。1926年7月，當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兵北伐時，廣東中央銀行行長宋子文電令出發各部隊：「我軍達到各地，當加意維持中國銀行」，表示了對中國銀行的支持。

　　1927年4月，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初時，所轄地域有限，經濟來源不多，籌備各項用款頗為困難。蔣介石恣意向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借款，而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是個職業經理人，一切照章辦事，與蔣產生了矛盾與衝突。中行總經理張嘉璈認為：「宋經理對於總司令部軍需處借款事，既按銀行向例作風應付，引起雙方不快。誠恐此後應付新政府人物，難免不再發生類似情事。我頗有調香港分行經理貝祖詒任滬行副經理，協助宋氏之意。會宋經理忽患神經衰弱重疾，亟需靜養，自尊任常務董事，因調貝祖詒繼任。」1927年7月，貝祖詒調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並在此崗位上坐了十八年。

　　貝祖詒上任後，與南京國民政府保持了和諧的關係。自1927年4月至1928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共發行國庫券與公債13600萬元，均由銀行界先行墊款，然後再發售，其中以中行上海分行所佔比例最大。

　　宋子文出任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後，以中央銀行作為國家最高金融機關，而將中國銀行改組為「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並將中行總部從北平遷往上海。1928年11月17日，中國銀行第十一屆股東會在上海召開，600多名股東到會，會議選出商股董事12人，貝祖詒首次成為董事。會後，貝祖詒出任中國銀行總行業務部主任，同時兼上海分行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