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輪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上月下旬在美國華盛頓舉行。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與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商務部長羅斯共同主持。汪洋指出，儘管對話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但中美進行對話而非發生衝突很重要。可惜，會後雙方並未發布聯合聲明稿或行動計劃。部分投資者解讀此結果為負面信息，押注特朗普或以國家安全為由課徵關稅或限制配額。

　　消息提振了鋼鐵股，特朗普回答記者提問時亦稱，很可能對進口鋼鐵課徵關稅，使中美貿易前景蒙上一層陰影。中國已經作出了讓步，但讓步並非沒有底線。

　　解決貿易失衡的鑰匙

　　中美貿易不平衡由來已久。總量上，中國對美商品貿易存在長期的貿易順差。從中方來看，雖然對美貿易順差長期佔中國貿易順差總額的比重呈現出較大波動，但總體保持在較高水平。截至2015年末，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約為2600億美元，佔中國總體貿易順差的43.36%。對美國而言，根據美國商務部2017年2月7日公布的貿易統計數據（通關），2016年美國在商品貿易中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為3470億美元，佔整體商品貿易逆差7343億美元的47%。

　　中美貿易失衡，責任不在中方。美國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起，主動開啟了全球化進程，低端製造業向外轉移，貿易赤字反覆增加。美國即便不從中國進口，也必須從其他國家進口低端工業品。中國在較短的時間完成了比較系統的工業化，成為規模宏大的世界工廠，向全球提供低端工業品。貿易不平衡，對中美雙方而言，都很難簡單做是非判斷。辯證地看，各方利弊參半。其實，中國也並不需要特別追求貿易順差。

　　解決中美貿易失衡的鑰匙在美方。一般而言，解決貿易失衡，有三種可能的選擇方案。第一種，是上策，就是美國盡快實現再工業化。事實上，特朗普政府明白此中道理，美國正在積極進行稅政改革，壓縮社會成本和資本利得，以期開啟再工業化進程。但是，這個過程比較艱難和漫長。第二種，是中策，通過談判增加中國商品採購以降低貿易赤字。中美會談以及「百日計劃」後，中國貿易逆差已經出現緩解的跡象。汪洋副總理的出訪，也是為更好地協同解決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第三種，是下策，就是展開全面的中美貿易戰。事實上，特朗普上台後，已經一再以貿易戰相威脅，並且在某些領域已經作出了不友善的舉措。美方單方挑起貿易戰，或許可以獲得美國民意的支持。在某些領域，也可以獲得短期利益。但是，美國也很清楚，美國無法在短期內完成中國商品替代，那意味着可能爆發難以想像的通貨膨脹。

　　在三種選擇方案中，美國有選擇權，中國也有選擇權。

　　然而，令人憂慮的是，美國執政者的思考重點似乎不是貿易平衡。已經習慣於戰爭思維的美國人，着眼點似乎更側重於金融戰。從美國的財政金融布局看，美國人似乎更希望通過金融戰重建全球經濟結構。或者，從陰謀論的角度觀察，美國更希望通過癱瘓中國經濟，以首先解決迫在眉睫的美元信用危機。

　　美重蹈大英帝國覆轍？

　　強大的中國製造業，足以支撐一個挑戰美元信用的主權貨幣。如果美國不採取極端方式阻止，十年之內人民幣或將成為貨真價實的國際貨幣，美國將不可避免地重蹈大英帝國的沒落之路。曾經以金融手段連續重創日本和蘇聯的美國人，仍然試圖再一次使用強大的金融武器阻止競爭對手的崛起。

　　所謂的貿易戰，不過是金融戰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真正局限於貿易的博弈。美國人盯死的，不是中國低端製造業，而是資產泡沫，以及建立在資產泡沫上的債務鏈條，特別是人民幣匯率。美國加息、稅改、縮表，這些連續的動作，意圖非常明確，虹吸全球流動性，以引爆不良債務。

　　堡壘最容易從內部突破。蘇聯解體的教訓十分深刻，金融戰的前哨戰就是意識形態爭奪戰。蘇聯就是政府信用崩潰而導致解體的。人、財、物滾滾西去，留下幾代人無法還清的債務。蘇聯不好彩，在退潮中，讓所有人發現竟然是龐氏騙局的造局者。於是，連它的軍隊都拋棄了它，人民再也不相信任何政治人物了。最終，失序的經濟只能崩潰，失序的政治必然導致國家解體。

　　只要政府有信，就有民心可用。信用，說到底是全部資本乘以流通速度，全社會將所有資本投入生產活，會產生永不枯竭的信用。一個好消息，國務院金融穩定委員會建立了，已經開始扼制資本的工作。雖然還不能完全控制教育、學術、傳媒，但老百姓已經開始警覺各類經濟騙子，大多數經濟騙子已經開始從公眾視野消失。雖然，還不能完全改組經濟部門和金融機構，但老百姓已經意識到超級地租和金融投機的危害，那些超級巨星般的投機大鱷們正在迅速潛水開溜。

　　其實，危機是未預之險。有了準備，危險何嘗不是轉機。設想，如果中國也開始加息、稅改、縮表，美國會怎樣呢？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