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粵港澳大灣區生機勃勃，是亞太地區經濟最具活力、最具發展潛力的地區之一。圖為深圳一景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07年美國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傳統的「三駕馬車」後勁不足，致使經濟增速進入「6時代」。為了緩解金融危機的溢出效應，中國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雙雙發力，才使得宏觀經濟不至於斷崖式下跌，但期間也積累了嚴峻的債務問題，導致金融系統性風險上升，掣肘改革步伐。所有問題的最終解決，仍然要靠經濟增長。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總裁助理 邵 宇

　　因此，關鍵的問題是，面對西方國家戰略性收縮，中國經濟的「新三駕馬車」是什麼？答案是：以深度城市化代替傳統城市化，作為新的投資引擎；以大消費和消費升級替換消費不足，形成消費、投資的良性循環；以人民幣國際化替換一般貿易出口，如對外輸出工程、服務、商品、資本和貨幣。實際上，「新三駕馬車」仍然對應的是投資、需求和出口，但均是升級版。本文主要闡述深度城市化的邏輯。為此，我們先來看看過去的城市化路徑。

　　傳統城市化之路

　　根據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16年，按常住人口計算，中國城鎮化率已經達57.35%。雖然與發達國家的70%還有一定差距，但已經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一方面，如果按照戶籍人口計算，中國真正的城鎮化率仍在40%左右；另一方面，過去的城鎮化之路仍是一種粗放的形式，城市越來越大，產值越來越高的同時，累積的矛盾也越來越多，使得這種粗放的模式難以為繼，空間難以得到有效的利用。

　　最顯著的一點，人的城市化相對落後，15%左右的城鎮常住人口難以分享城市化的福利，基本公民權利得不到保障；除此之外，還有城市治理等各方面的問題，如環境污染、公共資源短缺以及配置效率低下等。所以，傳統的城鎮化之路是不可持續的，為此就需要轉型升級，走一條精細化的深度城鎮化之路，這就是新區與城市群戰略。

　　三灣聯動前景無限

　　（一）粵港澳大灣區

　　以2017年3月5日粵港澳大灣區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為標誌，粵港澳合作進入世界級灣區經濟共建時代。7月1日上午，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見證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峰、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共同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其目的在於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更具活力的經濟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和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範區，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大灣區包括廣州、深圳、珠海、東莞、惠州、中山、佛山、肇慶和江門共九個內地城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和四個核心城市」的跨區域、跨制度的戰略格局。從經濟規模上來講，1.36萬億美元的體量已經超過美國三藩市灣區、僅次於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位居世界第三，但從人口和面積角度來說都是世界首位的，集裝箱吞吐量和機場旅客吞吐量也是世界第一。同時，它又擁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還是中國創新能力最突出的區域，所有這些優勢都為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將使「一帶一路」戰略助力。

　　（二）環杭州灣大灣區

　　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劃提出以後，浙江與上海加快合作步伐，積極推進環杭州灣大灣區建設。7月12日下午，浙江黨政代表團來上海考察，當晚兩省市舉行了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各自表達了對加強長三角經濟圈和環杭州灣大灣區建設的美好願景。實際上，環杭州灣大灣區的概念早在2003年就已經提出，但主要局限於浙江省單方面規劃。十幾年來，雖然有顯著成果，但優勢尚未充分發揮。為此，更需要發揮上海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輻射效應，優勢互補，協調發展。

　　環杭州灣地處沿海開放帶、長江經濟帶、長江三角洲城市群與「一帶一路」等多重國家戰略的交匯點。無論是經濟區建設，還是城市群建設，優勢互補、錯位競合才能協調發展。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杭州灣大灣區在人口密度，經濟效益等方面處於劣勢，為此更要積極融入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經濟區，形成以上海為龍頭，以杭州為中心，充分發揮寧波舟山港和洋山深水港的優勢，使其成為江海聯運的樞紐點，提升核心競爭力。這就需要對各城市功能進行明確的劃分，充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

　　（三）環渤海灣大灣區

　　環渤海大灣區實際上就是津京冀一體化的升級版，輻射面涵蓋京津冀城鎮群、山東半島城鎮群和遼中南城鎮群，它大大拓展了「首都經濟圈」的輻射範圍。自上世紀80年代「首都圈」概念提出以來，京津冀在產業、交通、生活等各方面加快了相互融合的步伐。為了推動津京冀協同發展，該戰略在2014年2月就被提高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區域融合的步伐進一步加快。根據「十三五」的規劃，京津冀將進一步在稅收、海關、公共服務、交通、環保和產業一體化方面加強合作對話。環渤海灣的中心地帶在河北唐山市轄區的曹妃甸，它是連接東北亞的橋頭堡，是唐山市打造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物流中心的核心組成部分，是河北省國家級沿海戰略的核心，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核心區。

　　深度城市化打造新增長點

　　沿海地區依託自然港的天然優勢，是建設城市群發揮集聚優勢的首選之地。從世界範圍內來看，城市群也大都聚集在沿海地區，如東京城市群、三藩市城市群和紐約城市群等。那麼內陸地區該以什麼模式發揮區位優勢？

　　雄安新區就是答案，它是繼深圳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的第三種模式，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內容。一方面可以突破當地城鎮發展的局限，另一方面可以承擔北京的某些非首都職能，緩解北京的壓力。雄安將樹立一種新區建設的一個示範區，未來在三大城市群周邊還會有「雄安2.0」，「雄安3.0」的出現。

　　如果說城市群建設是面，那麼新區建設就是點，這種由點到面建立城市群，由面及點建設新區的模式將是推動深度城市化主基調。城市有史以來都是伴隨着人類社會發展，也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核心要素。中世紀時歐洲發展史中僅有的政治混亂與經濟發展並存的歷史時期，之所以能夠實現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並為北海國家和不列顛群島的工業革命奠定知識基礎，城市的發展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過去的四十年，準確來說是從1990年代以來，城市在中國融入世界，甚至是引領世界的潮流中充當着排頭兵的角色。未來，核心城市仍然將要扮演橋頭堡的角色，只是不僅僅是城市自身的發展。可以說，過去的城鎮化是農村補貼城鎮，農民補貼城市居民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村與城市的二元結構性矛盾愈加突出，農村愈加貧困，城市愈加繁榮，上海等一線城市也已經躋身世界一線城市行列，但是農村與西方的農村仍然有較大的差距。

　　城市群可以說是城市化的外延，畢竟行政區劃只是人為建構的一種制度。當舊制度難以適應新的戰略規劃，就有必要改革。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在外部衝擊下被動地進行轉型升級，靠人口紅利和進出口紅利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可能一去不復返了，特朗普上台後採取的戰略性收縮政策加大了國家間協作的難度。為此，中國一方面通過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打通國家間的合作通道，另一方面同時也注重國內不同區域間的協調合作，如此雙管齊下，才能真正將「再全球化」和深度城市化打造為新周期的驅動力。

　　新型的深度城市化，將是一個農民工市民化、農民市民化和市民公民化的過程，隱含着民智開發、思想解放，追求幸福和民主共識，他們將更為積極地參與到社區、社會、城市和國家的建設和改良過程中去。這必將全面重塑中國的增長、經濟、社會、生活、文化和政治。深度城市化將是重塑中國發展模式的關鍵所在，它必然會提高城市集聚效益，帶動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投資，促進居民收入和消費量級的增加，從而持續釋放出巨大的內需潛能（投資＋消費），而這正是保障中國經濟在未來一段時間，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動力源泉。這個過程既是轉型也是改革，是在增長中實現大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