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因為國土面積太大，也許是因為在偌大國家裏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會帶來許多意料不到的矛盾……中國決策層決定在中國黃河以北的華北大平原，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大型城市群——「雄安新區」。這個城市群的最終控制面積可達2000平方公里！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中國國內輿論界的強烈震動。國際傳媒也為此做了大量報道。中外人士頭腦中湧出的第一個疑問首先就是，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節點、要在這個地方，搞這樣一個必將舉全國之力、必將耗時多年方可完成的發展項目？有些不明就裏的媒體甚至說，這大概又是心血來潮，一時興起「拍拍腦袋」的結果，其輕率堪與毛時代的「大躍進」相比。

　　旨在疏解北京非主流功能

　　那麼，事實果真是否如此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以為各類媒體必須明白一個根本的事實，那就是中國人的國家觀念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國土觀念，與大多數西方人不同，也與他們的北方鄰居俄羅斯人和東方鄰居日本人不同。由於中國人很早就有了統一的完整的國家意識，加上東海西山北沙南林的封閉式地域特色，因此，這個統一的自認為是世界唯一大帝國的統治者所關心的並不是開疆裂土與擴展版圖，而是以近乎狂熱的態度致力於在自己的統轄範圍內進行規模巨大的國土整治。從近乎傳說的漢民族的祖先大禹王率眾治水，到至今還能發揮作用的兩千年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以及與其同時代建造的萬里長城，莫不如此。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這種與國土整治相關的浩大的基本建設和基礎設施工程更是到了一個十分可觀甚至驚人的水平。這自然就包括在凍土地帶鋪設的青藏鐵路和曾經爭議不斷、至今還留下諸如移民搬遷等後遺症的三峽水利樞紐大壩。不誇張地說，從中國的始皇帝到今天的執政者，凡想有大作為者莫不是國土整治與山河改造的「大國工匠」。很顯然，設立雄安新區與中國人的這種傳統的國土整治觀念不無關係，也與中共歷代領導人主張「集中力量辦大事」有關。習近平與他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助手栗戰書早年又都曾出任過這一地區的「父母官」，對這一地區多一分關懷與垂青自然也是人之常情。

　　不過，設立雄安新區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所決定的。換句話說，就是這種大趨勢已經呈非常緊迫的擠壓態勢，變得必須下大決心才不會使這種擠壓態勢變成難以扭轉的頹勢。這裏所說的緊迫，首先就是作為中國首都的北京已經完全不堪重負。生活在這裏的人常會抱怨這裏的種種亂象：管理無序、治安堪憂、交通擁堵、環境污濁……沮喪的人們近年來越來越多地在議論中國是否需要遷都。很顯然，在北京附近設立一個新的城市群區對緩解北京的壓力，疏解北京的非主流功能，從根本上讓北京從日益嚴重的大城市病中掙脫出來，護衛住這座中國最大的古都恐怕己是唯一選擇。否則，就只有遷都。

　　摸索出城市發展全新模式

　　設立雄安新區的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改變中國社會發展的失衡狀態和地域設置上的巨大障礙。對當代中國現狀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國不僅存在着內陸與沿海地區（即所謂「東部與西部」）在發展水平上的明顯差距，而且日益顯現出南部地區與北部地區的發展差別。這就是近年來經濟學家提及的南強北弱的畸形。這個「南」與「北」的分界基本上以長江劃開。所謂的「北弱」不僅有GDP經濟總量上的「弱」，而且也表現在三個產業的比重、質量與結構上的「弱」。造成北方經濟與社會發展漸呈頹勢的原因固然很多，而北京、天津、河北在行政區劃上的互設壁壘、三足鼎立、各自為政的狀況，不能不說是一種制約發展的十分嚴重的制度性障礙。事實上，帝都時代的北京與周邊地區就始終是在一體化的行政區劃系統中運行。在歷朝歷代數百年的歲月中，這種被稱為「直隸」（即直接隸屬中央政府之意）的行政區劃系統始終發揮着巨大的經濟政治樞紐的作用。只是到了孫中山先生開創的民國時期，這種合理的一體化的行政區劃系統方被廢止。

　　現在，中國政府正是通過設立新區這一重大舉措來有效、有力、快速地改變造成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南北失衡的地域設置之難題。如此一來，北京、天津、河北的「三足鼎立」將走向終結，合作與和諧將成為三地發展的唯一主旨。從促進北方的崛起這個角度看，雄安新區很可能會成為中國又一個改革高地，甚至會摸索出一種城市發展的全新模式。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