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做出解釋的舉動，香港社會反應不一。歡欣鼓舞者有之，且人數眾多，認為是止亂的必要之舉；反對或持異議者亦有之，其中，有人認為全國人大此舉具損害香港法治之嫌，也有人對釋法的時機有看法，更有人對人大釋法的主動性表示質疑。
對全國人大釋法持異議者，我們當然不能全部用「陰謀論」的眼光去打量，其中的確不乏基於法治理念的思維而提出這樣或那樣的問題者，但也並不能排除確實有人以維護香港法治為幌子，對全國人大釋法舉動說三道四，其真實用心在於為「港獨」對香港廣大市民所造成的憤怒開脫。這場爭論，表面上看，是圍繞法律問題在展開，從本質看，是規範政治與惡性政治之間的一種對抗。
釋法是止亂必要之舉
歷史地看，香港社會有些人總在中央針對香港偏離「一國兩制」軌道而有所舉動之時發出種種怪論：「『一國兩制』要變」「中央政策收緊」「中央隨意干預香港事務」等等，而從不對香港內部自身出現的問題做深刻反省，更不會站在國家立場來考慮問題。其行事的基本套路是，利用「一國兩制」條件下中央對香港社會自由特性的高度尊重，以相反的思維揣摩中央的舉動，並做出一些陰陽怪氣的議論。如果政治上需要，他們還會對中央作出一些不負責任的指責。好像中央把「一國兩制」當兒戲。中央基於充分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少干預」的思路，總是以「嚴格按基本法辦事」這句「口頭禪」來加以回應。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主動釋法，顯然是中央對香港社會出現的「怪現象」實在忍無可忍的表現。
香港是自由社會，這是無可否認的，也是應當尊重的。但自由也不是絕對的，它與法治相對應。筆者曾多次用盧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來說明自由具有相對性。香港也是法治社會，自由的幅度至少受到法制的限制。在遵循法治和享有充分自由的社會，其成員在不同的問題上也是具有政治態度和立場的，其政治上的好惡也受此支配。如果他們的理性成分多一點，表達的觀點就稍微中性一些，如果非理性的成分佔主導，其表現就會偏執。
香港社會中就有這樣一些所謂的「精英」，他們出於對國家主體的惡意政治偏執，全然不顧基本的現實政治，對社會上明顯違反法治的行為和舉動，做出有違常人思維的偏執性辯護。試舉一例，前段時間，有些青年學生宣揚「港獨」，受到香港社會主流輿論的普遍譴責，人們要求司法部門對此予以懲治，但公民黨中法律出身的個別精英就睜着眼睛說瞎話，赤裸裸地跳出來問：「他們到底違反了那一條法律？」基本法開宗明義寫得如此清楚的總則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作為法律人，難道真不知道違反了哪一條？顯然是惡性政治偏執在作祟。
對於「一國兩制」政策中「一國」與「兩制」的關係，香港也有人揣着明白裝糊塗。當中央針對香港社會過於強調「兩制」而忽視「一國」的問題，明確說明「一國」是「兩制」的基礎時，香港社會中就有人驚呼鬼叫，責難中央不遵守「一國兩制」承諾。「中央政策收緊論」頓時甚囂塵上，而對於「港獨」言論，則往往以言論自由為幌子，聽之任之，甚至找各種理由為其辯護。本次中央針對香港立法會候任議員的宣誓亂象和侮辱國家和民族的行為做出釋法舉動，香港又有人陰陽怪氣地說，「港獨」人士並非真有「獨」意，中央釋法是大炮打小學雞。似乎香港並不存在「港獨」勢力。但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港獨」是在一步步推進。從陳雲發表毫無邏輯、絲毫沒有學術韻味的所謂《香港城邦論》，到「港獨」逐步組織化；從「民族自決論」提出，到問鼎立法會權力，可謂步步緊迫，不斷挑戰「一國兩制」的基本政治底線。
「港獨」背離基本政治底線
據筆者觀察，中央在對香港的治理問題上是很少使用「政治」這個詞的，更多使用的是「法治」概念的詞彙。內地研究香港政治問題的學者也是以法學界學者為主體。為什麼？在筆者看來，可能是中央認為香港是一個法治比較成熟的社會，「政治」一詞具有更多的敏感性。出於避免香港社會產生歧義，才刻意避免使用「政治」。筆者說明上述情況，是希望香港社會看到中央尊重香港社會所享有的高度自治的良苦用心。有人可能會做出這樣的反駁，難道法治不屬於政治範疇？筆者對此的回答是，法治當然屬於政治的範疇，不過它是一種規範性政治。
筆者認為，「港獨」勢力及其導演的宣誓鬧劇對香港社會所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總結起來有三條：其一是嚴重背離了「一國兩制」的政治底線，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構成了挑戰；其二是嚴重地損害了香港的政治氛圍；其三是對由基本法所構建的香港政治秩序構成了威脅。對於香港社會出現的「港獨」問題，香港學者周文港對其作出的本質性描述十分到位。他認為，「爭取港獨，就等於取消『一國兩制』」，而絕大多數港人所發出的最為強勁的理性聲音是：「一國兩制」是我們的最佳選擇。
在香港出現如此嚴重政治問題的情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舉動不僅必要，而且及時，其政治意圖是十分清晰的，那就是要堅定地維護「一國兩制」。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