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辦法律部部長、前清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王振民，上周發表演講，題為「香港與祖國：不可分割的血脈與命運」。從歷史及法律的角度，梳理香港自古以來經歷的三個重大改變：1842年之前的前殖民地時期、英國殖民統治階段及1997年回歸後的現狀。無論在哪一個階段，香港歷史發展與內地都有密切關係。在文章末段，王振民指出，現時有人試圖把香港的門關起來，甚至完全與中國切割，一些人更不惜採取極端方式破壞香港的發展。
有人對王振民的觀點表示不滿，指出在下半年，看不到有任何人正採取「極端手段」破壞香港。世界上不少地方提出自決或獨立，並由民主選舉辦法爭取，故此不算是「極端手段」，而立法會選舉獲勝的其中六人都主張本土、「自決」及「港獨」，可見，香港人以投票顯示了政治意向。此意見除了忽略中國與香港自秦漢以來的歷史交織外，對現代「民主」選舉及極端主義都似乎有不太清晰之處。相反的觀點不單無助認識一些基本事實，反而會令香港社會變得更分化及躁動，對香港的發展不是好事。
第一，無論什麼形式的民主選舉制度，都不是將地方分離於國家之外。即使世界上的民主選舉方式各有不同，定期從民主選舉產生的領袖都是代表其國家或地方政府，而不是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或政府。有人引用加拿大魁北克省、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民主」自決運動，以表明「民主」選舉可以決定民族自決，甚至獨立。然而，這些都是「公投」的問題，並不是香港立法會或其他定期的民主選舉，不能混淆這兩個重要的政治事實。
英國牛津大學政治學教授Sir David Butler曾深入分析，「公投」需要兼顧三大要素：憲法基礎、合法功效及制定決策的轉變過程。現實上，「公投」也必須由政府推行，並符合國家憲法規定。同時，政府必須有充足時間讓選民清楚「公投」的內容，及其可能引起的政治影響。香港「獨立」的議題不符合國家憲法。再者，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立法會議員需要依照既定法定程序履行相關職務，而不是涉及國家分裂的「獨立」公投行徑。
「自治」不等於「自決」
第二，有人指出世界上有地方容許「自決」，民主選舉也是表達「自決」的途徑。表面看來，自決和民主都是人們自行決定自我事務的意思。然而，民主中「自治」的理念不等於「自決」。有法律學者強調，「自決」涉及國際法的概念，屬於國際的層面，而「自治」歸於國內法律的範疇。回歸後，香港特區是中國的一部分。從此角度看，香港的政治選舉依照《基本法》執行，選出的代表依法管理內部事務，符合「高度自治」的理念。然而，若然堅持「自決」是另一回事。從政治學的角度看，世界經驗都顯示，「自決」的核心價值及政治目標是獨立建國，這大多與地方人士受到殖民管治有關。這不是單單為了追求法律平等及公民自由，而是希望集體尋求一種共同的「民族」認同，獨立於其他政治體系的干預。現時，不少人提出香港「自決」的口號，需要認真分析及觀察「自決」的政治法律含意。政治學上對「民主」「自由」「自治」及「自決」都有嚴謹的劃分。
理念上，現代的民主與選舉有密切關係。當中，民主選舉具備一套明確制度，根據國家憲法、選舉規則及相關法律，讓具備公民資格的人士定期選出代表。而自決則否定及推翻整套原有法律，繼而走向獨立國家的道路。現實上，民主有明確、完整的制度準則，而「自決」非常模糊，過程方式更多以「自決」領袖的取態作主，當中可以是武裝革命、法律制定及外交談判等。現時，一些支持「自決」及「港獨」的人士已表示，只有革命手段才能達到其政治目的。
「港獨」與「極端主義」
這引出下一個問題，什麼才是「極端主義」及「極端行為」？參考英國牛津大學及劍橋大學的英語字典，「極端主義」指的是對大多數人而言，一些不正常、不合理及不可接受的政治、宗教觀點及行為。
不少本地學者亦預料，香港「獨立」後其全球金融貿易地位因失去中國因素會馬上消失，整體經濟及個人收入必定大幅下滑。故此，「港獨」在經濟上不可行，在法律上更不可能。誠然，香港在現實上也不能以各種方式尋求「獨立」。對於大多數明白事理的香港人而言，「港獨」是不正常、不合理及不可接受的想法及行為。這難道不是「極端主義」？
提出意見的人堅定支持「港獨」，在其政治理念推動下，當然不會認為「港獨」是極端主義或極端行為。然而，香港個別傳媒或網絡卻將類似言論及觀點選擇為熱點新聞重點報道。這一現象基本上是香港的公共傳播法在回歸後沒有更新，將一些明顯違反《基本法》的信息廣泛傳播，並可能進一步引起國家與地方矛盾及社會混亂的局面。這也是「佔領中環」「公民抗命」等相對複雜深奧的政治學議題，可以在香港社會普及異化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香港的立法機構神聖而重要，政府在新一屆立法會運作之前，必定要確保所有議員嚴格遵守《基本法》及香港法律，以釋公眾疑慮。這也是西方民主體制三權分立的真諦，當行政、立法及司法其中一方出現越軌的情況時，其他架構必須制衡，以免出現英國哲者Lord Acton所言，「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