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國際能源價格持續高漲，對歐洲製造業供應鏈構成重大衝擊。

　　2008年金融危機是近半個世紀國際政治及經濟秩序的拐點。這場危機中斷了全球經濟增長大勢，經濟全球化逐漸退潮，國際貿易總額在全球經濟增加值中的佔比持續下降。隨後的政府救市行動間接導致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右翼政治勢力上台，這股新的政治力量打破了原有國際政治秩序的脆弱平衡，開啟了新一輪的貿易衝突、技術制裁和金融脫鈎的全球化危機。

　　現如今，國際政治力量借助地緣政治衝突、意識形態對抗、經濟制裁、技術制裁等手段推動全球局勢向新的方向演變，概括起來有以下三大趨勢：

　　能源金融鏈重構

　　首先，俄烏衝突擊潰了美國、歐洲與俄羅斯微妙的政治平衡，葬送了維持歐洲經濟穩定的俄羅斯能源供應鏈。隨着衝突持續，對俄羅斯全面經濟制裁的升級，歐美迅速「去俄油氣化」，全球能源金融鏈正在重構。短期來看，經濟代價是極為慘重的。原有穩定的全球能源金融鏈被打破後，國際原油和天然氣價格暴漲，引發糧食、黑色金屬、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大漲，全球經濟出現大通脹。

　　首當其衝的無疑是歐洲經濟。最初，商品市場開始對缺少俄油氣支持的歐洲能源和商品重新定價，金融市場對缺少俄油氣支撐的歐元和英鎊重新定價，結果是天然氣、電力和消費品價格大漲，英鎊、歐元兌美元的價格大跌。其後，金融市場對歐洲的股票、債券、房地產進行重新定價，對歐洲各國政府及央行應對通貨膨脹、匯率下跌、債務風險、美聯儲激進緊縮風險的能力及實際效果進行評估，結果就是股債匯「三殺」，歐洲央行和英倫銀行陷入貨幣政策的兩難困境。最終，國際市場對歐洲製造業受制於能源約束引致的產業大轉移進行評估，對歐洲短期內是否爆發金融危機及歐洲未來的經濟前景進行評估。目前，歐洲製造業轉移趨勢和金融風險指數正在上升。

　　歐洲經濟正在遭遇貨幣、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的重新定價風險，長期面臨的是去俄油氣後的製造業競爭力衰退及產業轉移的風險。如果歐洲無法解決能源短缺問題，無法應對大通脹、金融風險和製造業衰退，那麼去俄油氣後的全球能源金融鏈是脆弱而危險的。歐洲需要開闢更多的能源供應渠道，尋求技術突破實現能源多元化。

　　技術產業鏈脫鈎

　　第二，在歐洲，俄烏衝突導致歐洲原有的金融能源體系崩潰。在亞太，中美兩國在貿易、技術與金融方面的衝突，對全球技術與商品供應鏈的穩定構成威脅。

　　俄烏衝突爆發後，地緣政治危機的悲觀情緒蔓延至亞太地區。新冠疫情大流行衝擊了芯片供應鏈，拜登政府啟動重振芯片產業計劃，將芯片納入國家戰略性資源作為考量，聯合日本、韓國等組建「四方芯片聯盟」，試圖形成新的全球技術產業鏈。拜登政府的芯片重振計劃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在今年8月份簽署的《2022芯片與科學法案》中，提供520億美元的芯片補貼，但附設了一項重要條件，即獲得補貼和稅收優惠的芯片製造商十年內不得在中國增加投資。

　　10月7日，美國商務部又宣布，即日起美國出口產品在運往中國的芯片生產設施之前必須獲得許可。除非獲得相應的許可，美國企業不能再向中國芯片製造商提供先進的芯片和設備，包含16納米以下的邏輯芯片、18納米以下的DRAM芯片和28層及以上的NAND芯片等。

　　隨後一些芯片企業作出反應，全球最先進芯片設備生產巨頭阿斯麥（ASML）已要求美國分公司員工不得為中國客戶提供服務。韓國芯片製造企業則陷入選邊站的兩難困境。韓國出口中國的芯片規模佔其芯片出口總量的68%左右，包括三星、SK海力士在內的芯片企業依賴於中國市場。目前，韓國芯片企業還在觀望美國重振全球芯片產業鏈的價值，但是這種寄希望於向美國尋求豁免的想法可能會淪為幻想。

　　上述舉措是拜登總統簽署《芯片與科學法案》後升級對華技術制裁的一部分，也是美國試圖重構全球芯片產業鏈的政治手段。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以來，兩國在貿易、技術、中概股監管、新冠疫情管控等方面的分歧和衝突，加速了經濟脫鈎的風險，同時對全球產業鏈的穩定造成衝擊。以國家衝突和技術禁令重塑的全球技術產業鏈，正面臨技術脫鈎的風險和技術產業陣痛。9月開始，芯片禁令擴大化和芯片企業業績下滑，誘發英偉達、英特爾、應用材料、美光科技等芯片企業股票大跌。市場對這一國家力量強勢切割全球芯片產業鏈的行為，持謹慎態度。

　　經貿規則更政治化

　　最後，重振芯片產業鏈，不僅是技術脫鈎的一種手段，更是美國試圖重構全球商品供應鏈和經貿規則的一部分。對亞太地區來說，重構全球商品供應鏈的影響要比去俄油氣的能源金融體系影響更加深遠。其啟用的手段，要比國家衝突、出口禁令的層次更高，上升到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隔離。

　　今年5月份，美國總統拜登在東京聯合日本、韓國等參與方宣布啟動一項新的亞太經濟夥伴關係，即「印太經濟框架」（IPEF）。印太經濟框架納入了印太主要經濟體，但其中沒有中國。該框架包括四大支柱：貿易、供應鏈、清潔能源和基礎設施、稅收及反腐。雖然IPEF的具體規則尚未形成，但其聲明和四大支柱的設計，包含了不少關於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內容。

　　當前，全球貿易規則最重要的捍衛者是世界貿易組織（WTO）。在1990年開啟的新一輪全球化中，WTO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其規則框架並不完美。WTO重視商品的自由流通，着力於削減關稅和平息貿易爭端，但沒能有效解決各國在稅收、環境污染、工人保護、財政補貼、准入壁壘、限制人口流動等不公平的競爭行為，這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引發了歐美國家的不滿。顯然，全球貿易在尋求公平化規則上對各國政治制度、法律環境提出了新的要求。

　　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期間曾提出「三零」（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貿易規則以取代WTO。美國、歐洲和日本的代表們也多次提出修改WTO規則的議案，包括反壁壘和補貼、統一低碳政策和最低稅率政策等。拜登政府並未計劃在WTO框架內「打補丁」，而是直接在亞太地區建立包含政治要求的IPEF。

　　歐美政府一直將自己界定為全球化的受害者，認定在國際貿易真正需要改變的是亞洲國家。早在奧巴馬主政白宮時期（拜登擔任美國副總統），美國政府在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時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高標準、新要求。亞洲國家與美國就TPP規則展開了拉鋸式談判，特朗普上台後又退出了TPP。如今，拜登推動的IPEF，其標準要比TPP更低，僅在反腐、清潔能源、勞工政策等方面提出新要求。美國特意設計了「四選一」規則，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納入亞太經濟體。

　　與WTO主導的全球化時代不同，美國推動的新的貿易規則，一方面對參與方在政治制度和法律環境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以此作為手段試圖推動技術、資本和產業在亞太地區內遷移，以重構全球商品供應鏈。

　　當前，歐洲對中國出口貿易的依賴程度超過美國。受能源短缺的約束，歐洲增加了對東盟和中國商品的採購，德國對華投資增幅較大。8月份，中國對歐洲和美國的出口均出現大幅下降，但歐洲替代了美國成為中國第二大出口地。在技術制裁擴大、IPEF逐漸生成的當下，東盟對中國在美國出口市場上形成的替代性競爭值得關注。以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引致的全球商品供應鏈，這一趨勢仍然充滿不確定性。

　　真正的經濟全球化是一種自然演進的自發秩序，是由全球無數市場主體共同參與者形成的。但我們不能忽視地緣政治危機、能源危機、金融危機、國家衝突與戰爭，對經濟增長、意識形態、國際規則的改變，進而改變或加速全球化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