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自2022年3月起，美聯儲連續五次激進加息，且無停止勢頭，日圓和韓圜已貶值分別超過26%、18%，可預見亞洲國家貨幣貶值潮仍可能加劇。

　　俄烏衝突不斷升級，大國貨幣政策加速調整，全球央行競爭性加息，非美元貨幣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貶值態勢，全球經濟衰退風險上升，對亞洲國家的經貿繁榮發展和金融穩定性構成了新的挑戰。

　　亞洲國家分別在1997年、2008年遭遇過金融危機，其中仍有許多經驗教訓值得反思。一方面，全球金融治理仍為歐美發達國家所主導，亞洲國家的話語權偏弱，與其地位不相符；另一方面，亞洲國家具備加強區域金融治理合作的基礎，擁有共同的目標和利益訴求，而通過推動區域金融治理合作，將有利於維護經濟利益、擺脫發展困境。

　　亞洲金融治理挑戰

　　首先，亞洲國家的全球金融治理話語權偏弱。亞洲國家特別是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保持着長期的經濟增長，積累了豐富的外匯儲備。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新加坡的外匯儲備規模（不含黃金）合計達5.73萬億美元。由於國際金融市場和國際貨幣體系均由歐美發達國家所主導，亞洲國家扮演的角色和所處的地位並不與自身的經濟發展實力、貿易規模和外匯儲備規模相匹配，在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長期偏弱，而歐美發達國家頻繁實施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嚴重威脅到了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穩定性，亞洲各國深受其害。

　　其次，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仍具效力。儘管亞洲國家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裏取得了經濟快速增長的成果，經濟總量和貿易規模全球佔比加快上升，但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仍以美元為主導，日韓及新加坡等對美元的依賴性過大，自身的貨幣韌勁不足。亞洲金融危機後關於亞洲區域貨幣合作的討論不少，「歐元之父」加拿大經濟學家蒙代爾曾提出，國際貨幣格局的變化，包括美元、歐元以及亞洲貨幣（亞元），當初的設想面臨不小阻力，除雙邊貨幣互換取得了較大突破外，建立亞洲貨幣匯率協商聯動機制、創立亞洲債券基金及設立共同外匯儲備基金等舉措尚未落地。

　　再次，中小國家金融治理體系仍存明顯短板。相較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目前亞洲國家在金融監管制度、金融治理體系建設上已經有了較大進步，也積累了一些經驗。但經過二十多年發展，全球經濟金融形勢也有了新的變化，部分亞洲國家存在比較嚴重的治理赤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報告顯示，亞洲地區的債務比例已從疫情前的25%快速上升至當前的38%，特別是老撾、蒙古、馬爾代夫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國面臨高額債務和危機風險，斯里蘭卡甚至出現了債務違約。由於亞洲地區部分國家的外貿依存度較高，但對糧食、能源及高科技產品進口依賴性也較大，貿易赤字上很難保持平衡，而且國內融資條件較差，國際資本的介入程度比較深，金融體系比較脆弱。

　　亞洲金融發展建議

　　第一，穩步推進國家金融治理現代化。經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加快金融改革創新，探索出了一條深化金融改革和穩步擴大金融開放的成功道路，「中國方案」越來越受到亞洲國家的關注。「中國方案」一方面汲取了歐美或拉美的經驗教訓，更加注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另一方面實施財政、貨幣以及匯率政策時表現了獨立性，強調堅持「以我為主」，更加關注中長期發展目標，而非權宜和短視的模式。對此，亞洲國家應總結二十多年來歷次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加快推進本國的金融治理現代化，從「中國方案」中學習先進的金融治理經驗，強化金融監管，加強金融治理的基礎性制度建設，重視實體經濟發展，平衡好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係，選擇適應本國發展的金融治理道路。

　　第二，構建自主的亞洲金融治理模式。2012年以來，中國加快改革進程，積極引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確立了「服務實體經濟、防範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的三大任務，經過數年攻堅克難，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明顯增強，築牢了防範金融風險的監管屏障。雖然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過去了二十多年，但留下的印記卻時刻提醒亞洲國家，既要充分融入全球化，抓住發展機遇，夯實國家金融治理的基礎，更要實行獨立自主的經濟政策，構建適應國情民意的金融制度，避免簡單套用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治理模式，防範過度金融化，否則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對此，亞洲國家應加快探索獨立自主的金融治理模式，引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聚焦製造業、民生保障及科技創新等重點領域。

　　第三，加快提升區域金融治理水平。亞洲國家區域金融合作基礎相對深厚，一方面亞洲經貿合作廣泛，中國、日本、韓國及東南亞等國擁有比較完整的產業鏈合作生態，區域內貿易較為發達，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高水平貿易合作加快；另一方面亞洲國家共同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在區域金融治理上有共同訴求和共識基礎，並共同受到歐美發達國家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的嚴重衝擊。未來應加快推進亞洲區域金融合作，構建適應亞洲區域特徵、穩健可靠、負責任的金融治理模式，促進亞洲區域金融治理高水平發展。

　　此外，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部分國家提出的亞洲債券基金、清邁協議等合作倡議和設想具有前瞻性，可考慮納入到亞洲區域金融合作議程，探討深化亞洲國家在貨幣金融、金融監管層面的合作空間。

　　第四，積極探索多元化區域金融合作。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亞洲國家區域經濟貿易合作取得了較大進展，區域內市場開放進程加快，區域金融合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未來亞洲區域金融合作潛力巨大。一方面加快推動高層次、高水平區域金融合作，充分利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東盟地區論壇（ARF）等合作對話機制，發揮亞洲開發銀行（ADB）、AIIB、NDB等重要作用，為深化區域金融合作建立平台，推動金融市場高水平開放；另一方面結合養老、綠色低碳、數字經濟、跨境支付、金融市場等亞洲國家共同的金融需求，依託亞洲區域金融合作組織、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及國際金融中心等合作機制，拓展多元化、多領域區域金融合作空間。

　　部分國家潛在債務違約

　　應看到，當前全球政治經濟環境並不穩定，地緣政治局勢震盪，大國競爭加劇，全球產業鏈重構，即便日本、韓國等亞洲發達經濟體仍難以幸免，相繼出現了貨幣大規模貶值、資本外流等不利形勢。反觀國際收支不平衡、外債佔比過高且財政基礎比較薄弱的亞洲國家，未來是否將出現類似斯里蘭卡的債務危機值得關注。

　　自2022年3月起，美聯儲連續五次激進加息，導致部分亞洲國家金融條件趨於緊張，融資環境將更加惡化。年初以來，日圓和韓圜對美元已經貶值分別超過26%、18%。從目前的趨勢看，亞洲國家的貨幣貶值潮仍可能加劇，而部分國家潛在的債務違約乃至債務危機出現的概率也在增加。當前，日本和韓國已經着手推動匯率保衛戰，但能否真正抵禦多輪的外部衝擊仍面臨較大的阻力。

　　如何真正有效應對外部衝擊和各類風險挑戰，關鍵在於加強金融治理改革，扭轉傳統的金融發展模式，探索構建可持續、穩健的金融治理體系。作為全球經濟增長最活躍的區域，部分亞洲國家仍有可能面臨經濟衰退的風險，而一旦境內外環境惡化，上述國家不得不應對可能出現的主權債務違約或債務危機問題。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亞洲國家曾蒙受了巨大損失。因此，為更好地應對外部風險挑戰，亞洲國家有必要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反思歐美金融發展模式，重視亞洲區域金融治理合作，加快推動亞洲區域金融治理機制建設，為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創新提供亞洲經驗。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