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拉美國家目前正遭遇國內通脹與輸入型通脹的雙重壓力，很可能迎來新一輪的經濟衰退周期。圖為巴西聖保羅市。\中新社

　　以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為代表的拉美國家曾一度駛入經濟發展的「快車道」，但在經濟根基尚不牢固的背景下貿然採取經濟金融自由化路線，紛紛效仿發達國家實施不契合本國國情的金融改革與金融開放政策，不僅造成匯率激烈波動、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而且逐漸演變為比較嚴重的區域性金融危機，某種程度上「斷送」了部分拉美國家跨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重新審視拉美國家金融不均衡發展所導致的金融危機等經驗教訓，一方面可以觀察新興市場國家在未來面臨的嚴峻複雜形勢，另一方面也加深對金融過度發展的危害的認識，以此更加強調金融均衡協調發展的重要性。

　　自20世紀50年代起，以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為代表的拉美國家通過發展出口貿易，充分利用本國豐富的資源條件，發揮比較優勢，融入全球化進程，取得了快速發展的經濟成果，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一度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準（按當時是世界銀行標準）。然而，20世紀70至80年代新自由主義思想在歐美發達國家大肆興起，並將金融自由化模式引進到拉美國家，由此造成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的巴西貨幣危機和2001年的阿根廷債務危機。拉美諸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原本拉美經濟發展優勢喪失，成為了金融自由化的「犧牲品」。主要有三點經驗教訓：

　　一是依附於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喪失獨立性和自主權。拉美等國歷來被視為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後院」，在經過艱難的獨立解放鬥爭後一些拉美國家實現了獨立，但在經濟金融方面仍未能及時採取獨立發展的模式，由於拉美等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競爭力不足，工業經濟基礎並不牢固，而且金融體制機制還未完全建立，在發達國家所推動的「貝克計劃」等各種模式的過度金融化路徑誘導下，拉美等國過快放鬆金融監管，放棄匯率管制，依託於外債和國際資本的經濟模式，不僅損害了經濟發展的獨立性，陷入到發達國家的外債貸款等債務問題，而且在全球化競爭中不斷喪失自主性，很難擺脫「依附」。

　　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下圖），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區國家外債存量佔國民總收入（GNI）的比重從1970年的20%攀升至1980年代的50%以上，其間經歷了外債佔比下滑，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又開始大幅攀升，2020年佔比50%。由此可見，拉美國家很難短期內擺脫這種依賴外債發展的模式，自身經濟內生性不足，似乎陷入到了一種惡性循環的發展路徑，很難扭轉經濟衰退的趨勢。雖然墨西哥加入了美墨加自由貿易協定，但由於自身的經濟貿易競爭力不強，依靠農產品出口和初級產品很難獲得產業鏈價值鏈優勢，可能遭遇到新的經濟貿易限制。

　　二是金融改革過激與金融開放政策不當埋下風險隱患。經過數十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後，拉美等國在歐美發達國家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開始大力實施金融改革和金融開放政策。以墨西哥為例，1994至1995年墨西哥爆發金融危機，匯率大幅貶值，國際資本大量外流，股市暴跌，究其原因就在於該國過快實施金融改革和金融開放政策，在鼓勵外資流入的時候自身未能健全相應的金融市場機制，經常專案赤字持續擴大，國際收支嚴重失衡，加之銀行私有化和大量私人非金融企業信貸暴漲引發壞賬激增，最終引發金融市場動盪和危機的發生。

　　過快開放 難抵禦外部風險

　　除了墨西哥外，巴西、厄瓜多爾等拉美國家曾經都過度「迷信」金融自由化模式，但在缺乏配套的金融監管舉措以及審慎的金融開放政策背景下，金融開放過快，過度依賴外資，很難抵禦外部複雜的國際金融風險。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的國際收支長期處於失衡狀態，巴西在1979至1983年累計國際收支差額達1169億美元，1995至2002年國際收支差額超過3800億美元，2008至2020年超過1.4萬億美元。相應地，巴西的經濟增速則陷入到了持續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經濟衰退的同時國際地位也在持續下降，而巴西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加劇則為此後多輪被迫加息埋下了伏筆。

　　目前，拉美國家對於金融自由化保持了比較謹慎的態度，但由於長期形成的歷史副作用仍在發酵，這些國家的金融改革很難取得實質性進展，而金融開放更加困難重重。

　　三是工業經濟與金融資本發展嚴重錯位和錯配。拉美國家的資源比較豐富，如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智利的銅礦以及阿根廷的農牧業資源等，在全球化進程中以初級產品和資源出口為代表的貿易模式短期內取得了後發優勢，並大力扶植本國的工業製造業，建立起了基本的工業體系。但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金融思潮影響下，拉美國家政府較早放棄了工業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製造業出現了萎縮，而轉向金融資本。拉美國家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依賴於出口貿易，再通過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原本比較好的工業基礎被削弱，在新一輪的科技革命浪潮中失去了發展機會。巴西20世紀50年代起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取得了比較好的成效，推動了巴西的經濟快速發展，但在80年代後放棄了大規模的產業升級，國內私人資本和外資大量滲透，製造業和技術創新能力持續下降，反而成為發展的「軟肋」。

　　金磚拉美國家在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後，不約而同出現本國貨幣大幅貶值、信貸利率攀升現象，工業製造所需的產業資本缺乏，融資成本的抬升擠壓了工業投資，而金融投資等資本則快速擴張，這種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錯位及錯配是削弱經濟增長的重要誘因。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1980至2020年拉美部分國家GDP增速表現出比較大的波動特徵，由於拉美國家自身的脆弱性，加上多次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的衝擊，經濟發展失速，1980至2020年巴西、墨西哥的年均增速僅為2.2%左右，而阿根廷、委內瑞拉的年均增速則僅有1.3%左右，經濟增長陷入中長期衰退趨勢。

　　經濟失衡 被動加息抗通脹

　　時至今日，拉美諸國仍困於大量外債、國際收支失衡以及金融市場動盪之中，只能依賴於農產品、能源資源和初級產品出口勉強維持貿易平衡。根據《2021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國際貿易展望》報告，預計2021年拉美地區進出口總額將分別比上年增長32%和25%，主要得益於全球大宗產品價格上漲和需求增加，給以出口原油、礦產和農產品為主的拉美及加勒比地區國家帶來了一定的支撐。但隨着全球經濟復甦減弱，能源價格回落後，拉美國家不穩定的貿易結構和內生性增長不足等問題仍會顯現，未來如果比較可行的改革舉措和政策扭轉這種局面，拉美經濟仍會遭遇新的外部衝擊。至今拉美經濟仍有金融自由化政策留下的陰影，如何有效解決外部高度依賴性問題也有待破解。

　　全球通脹高企以及接下來大國央行貨幣政策調整加速，拉美國家的國際收支失衡問題可能再度加劇，而加息所導致的信貸成本上升將擠壓生產投資和消費需求。同時，大國貨幣政策外溢效應和衍生仍很難評估，拉美等國將可能再次面臨資本外流和匯率劇烈波動的風險。2021年初以來，巴西連續七次加息，目前巴西基準利率已達4年多來最高水準，墨西哥連續五次加息，目前基準利率達5.50%，阿根廷、智利也相繼實施加息政策，以應對通脹螺旋上升。未來，拉美國家仍將寄希望於通過加息的方式來解決國內嚴重的通脹問題，但輸入型通脹短期內很難消退，通脹風險疊加資本外流會削弱拉美經濟復甦的動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預測顯示，拉美及加勒比地區在2020、2021（預測）、2022（預測）的經濟增速分別為-7.0%、6.3%、3.0%，三年平均增速為0.87%，而2019年的經濟增速為零以下，可見拉美經濟已經深陷低增長格局。自20世紀80年代拉美國家經過數次金融危機後，其改革並未達到預期效果，究其原因仍在於這些拉美國家未能擺脫金融自由化所帶來的長期負面效應。在政局動盪和經濟社會失衡的不利形勢下，拉美國家也很難短期內扭轉發展頹勢，只能被迫通過被動加息的模式。鑒於目前拉美國家正在或將來可能遭遇國內通脹與輸入型通脹的雙重壓力，很可能迎來新一輪的經濟衰退周期，其結構性矛盾仍難以在短期內進行調和。如何吸取過往的經驗教訓實現經濟重生仍需艱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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