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赴京參加「作家回家」活動的港澳作家團在故宮合影。

　　如果四季有表情的話，微笑當屬於春天。

　　3月22日，中國現代文學館一期名為《文學館的春天來了》的視頻特別好看。文學館院子裏的玉蘭花和一同入鏡的絲絲垂柳，在藍天、風中、陽光下笑意盎然，搖曳生姿。

　　那天，文學館常務副館長王軍在微信上一句「來看花」，我的心先飛回了北京。

　　我曾經是澳門駐京機構的外派工作人員，後來在北京安家，做了北京媳婦兒，北京一住就是十多年。記憶中每年一到三月，家門前那株玉蘭，如約開花，我形容這是京城早春裏的第一抹笑容。

　　春天的北京，成了花海。識花如認人，奈何我患有「臉盲症」，記不住人臉，也分不清花容。在我眼裏，唯獨玉蘭，有很高的辨識度。玉蘭有綽綽仙姿，她的向上生長之態，有恰到好處的驕傲。對於這個世界，不討好、也不低就。

　　今年，是我從北京搬回澳門的第九個年頭，卻從未停止過對這座城市魂牽夢縈的思念。這份思念裏有玉蘭花。

　　一周後，我走進中國現代文學館，不專為看花而來，卻也為看花而來。

　　以文學的形式「回家」

　　3月29日，我們四十三位港澳作家應中國作家協會之邀，在北京開啟為期三天的「作家回家」活動。加上今年是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紀念，「回家」恰逢其時，別具意義。

　　三天活動行程，盡顯中國作協設計心思。除六場文學暢談交流外，我們遊故宮、過後海、穿煙袋斜街而行、賞什剎海夜色；走進天津，參訪馮驥才文化研究院、梁啟超故居、李叔同故居，還聆聽了一場82歲高齡的馮驥才先生講他對民間文化守護歷程的講座。與緊湊行程並行的是媒體採訪安排，讓我們盡可能地在媒體上多多宣傳港澳文學的現狀和未來，讓更多讀者認識港澳文學和作家。

　　首日活動在中國現代文學館進行。文學館所在路段被命名為「文學館路」，可見這座城市對文學的尊重。進入文學館，站在灑滿春日陽光的院落裏迎接我們的中作協全體書記，和那些早在一周前就隔屏見過的玉蘭花，是映入眼簾的第一道「回家」的風景。

　　李漁在《閒情偶寄》裏形容玉蘭：「千幹萬蕊，盡放一時，殊盛事也。」

　　我曾無數次回自己在北京的家。這一次，玉蘭花見證，我們以文學的形式回中國作協大家庭、中國文學的「家」，殊盛事也，當為盛事！

　　高爾基建議把文學叫做「人學」。文學是以人為描寫的中心，探索和表達人性。「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偉大文學作品，無一不是以悲憫之心寫人。我們讀過的文學作品，必然是為細節的描摹而感動、而記得。因文學之名的「回家」活動，同樣是以細節溫暖和感動着每一個回家的人。

　　會場內的歡迎儀式，鐵凝主席目含溫情，走到代表團每一個人面前，親切握手並說 「歡迎回家」！我從宏森書記手上接過中國作協頒發的入會紀念牌，上寫「今天是您成為會員的第5031天。您以優秀的作品，點亮萬家燈火，我們以文學名義，向您致敬！」我既為自己是作協大家庭的一員而驕傲，同時又為自己未能寫出好作品而慚愧。回澳門後，我把這塊紀念牌放在書桌上，用以時刻提醒自己不辜負作協會員的身份。文學於我，是閱讀經驗和寫作經驗疊加成的人生經驗，並成為我的人生底色，它讓我知道這世上有很多遠比金錢珍貴的東西。

　　此次，我們也應中國現代文學館之邀帶來個人作品入藏，同時帶來了前輩作家們有溫度的手稿、信劄捐贈給文學館，它們和文學館九十多萬件藏品團聚，讓澳門文學以回家的形式匯聚到中國現代文學百年文脈之中。主持澳門日報副刊多年、也是代表團成員的湯梅笑捐了前輩魯茂、穆凡中的手稿；八十多歲的李觀鼎先生也捐出自己的手稿。《澳門日報》兩位老社長李成俊、李鵬翥的手稿，我多方問道求索不果。捐贈藏品中如果沒有兩位老社長的手稿，此次「回家」，終覺遺憾，難稱圓滿。

　　我想到自己珍藏有兩位老社長的信函，便詢問王軍副館長文學館是否也收藏信劄，他很快回覆說「意義重大」，着我一併帶上，並且建議我向媒體多講講兩封信劄背後的故事。

　　兩封信

　　澳門文學特色之一是副刊文學，絕大多數澳門作家從副刊「豆腐塊」寫作起步。《澳門日報》的文學副刊一辦數十年，培養了眾多作者。每年報慶日，報社邀約眾多副刊作者餐敘，是延續至今的傳統，有宴開二十席的壯觀場面。在紙媒面臨巨大生存壓力的今天，有些地方紙媒取消了副刊，而《澳門日報》的副刊仍然是我們發表作品的主要平台。這當居功於李成俊、李鵬翥兩位老社長開拓性的建樹，也有現任社長陸波的堅守。此次我們也帶同陸波社長代表報社向文學館捐贈的澳門回歸祖國當天的一整套《澳門日報》。

　　我珍藏的第一封信函，是李鵬翥先生的。

　　1997年，我出版了人生的第一本小書《戲筆天地間》。我把新書送到報社樓下轉交李鵬翥先生。幾天後，我收到先生的回信，很是驚喜。我沒有想到時任總編輯的先生日理萬機，會把默默無聞的小輩的書當成一件正事對待。信中先生稱我為「欣欣小妹妹」，理由是稱「欣欣小姐」太見外。我更沒想到他說書中文章很多已在報上「先睹為快」。那時我爸常常對我耳提面命：「文章發表了就會有人讀，一定要認真對待你寫下的每一個字。」──此言不假。當然，「文字清新，見解也新」──實在是先生對我的鼓勵和謬讚。他稱讚封面選畫和設計都好，詢問出自何人手筆，並說：「竊以為找一個近於米芾風格的更配合文風，這可能是苛求，或吹毛求疵了。一笑。」

　　第二封信的日期，是2013年5月21日，落款人「李成俊」。

　　澳門基金會聯合作家出版社、中華文學基金會於2014年在內地出版第一套《澳門文學叢書》，含二十本老中青三代澳門作家文集。逾九十高齡的李成俊先生委託我從他的三本文集中精選文章合成一冊，作為《澳門文學叢書》之一冊。書出版在即，信是回應我索要作者相和簡介文字等要求。然而，先生在信中特別說到，要我執筆代寫後記，以便向讀者說明全書「裝修」過程──「這才恰當」；還說道：「書名除作者外，還應列明編者欣欣。未悉以為然否？」這其中體現了先生對人的尊重，眼中看到的是我努力的過程；對我未能盡如人意的編輯水平，卻寬容以待。書出版了，我沒有遵先生囑咐寫後記，更不敢在作者名之外加上自己的名字。

　　在選編文集過程中，我除了擔心自己力有不逮、達不到先生要求外，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愉快的閱讀歷程。先生是老報人，筆下也是現今難得一見的報人文風。給我的信，通篇以「弟」自我謙稱。書名為《待旦集》，因作者有過東江游擊隊戰鬥經歷、後來又長期從事報業工作，對「枕戈待旦」終生難忘，對「審稿待旦」記憶猶新。憶人、憶事以及戰場上的崢嶸歲月，經過時間的淘洗沉澱，下筆成文，舉重若輕，更為澳門新聞、文壇的歷史補白。據說先生可以背誦《紅樓夢》的章節段落，文集中收有論及芹翁「筆誤」的文章，實可視為「紅學」研究成果。

　　兩位老社長都曾是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每年來京趁開兩會之便，會邀約我夫婦小聚。有一年，李成俊先生一落座，便念道：「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然後看着我問：「我怎麼想不起這幾句詞曲的出處來？」先生是有心考我吧？這出自清孔尚任《桃花扇》劇末套曲《哀江南》，描摹滄桑興亡，說古，也論今。它和《長生殿 彈詞》，我視為詞曲雙璧。

　　文化傳承，重要的是精神的傳承，傳承前輩作家處世的謙和之心、對人的關愛之情。如今，這兩封信札被安放在最應該安放的地方，也是回「家」。寫到這裏，我想起回「家」之行在最後一站李叔同故居看到的文字：「華枝春滿，天心月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