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浙江省瑞安市東源村有一個「木活字印刷展示館」。在這裏，仍有一批用木活字印刷術印製族譜的譜師。\ 攝影：安非

　　──讀《溪畔燈微：社會經濟史研究雜談》

　　《溪畔燈微：社會經濟史研究雜談》是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志偉新近出版的學術文集，收入長短不一的20篇文章，大多為演講、學術發言或訪談。用劉志偉的話來說，相比於寫，自己更喜歡說。其實，做學術的人大概會有共同的感受：把一個問題講明白，很多時候比寫成論文更難。而略帶口語化的文章，讀來如與人談，獲得的思想啟迪有時又超過嚴整的學術論文。《溪畔燈微》正是一本這樣的書。

　　書分為「經濟史譚」「行走華南」「環顧周埏」「守望園廬」「信口開河」五個部分，這大體是按照收錄文章的內容劃分的。不過，從閱讀或理解的邏輯而言，本書是圍繞一個核心的史學觀念而展開的系列內容。這一核心觀念可概括為「從人出發的歷史」。書中說，「從國家的歷史到人的歷史」，是作者在從經濟學轉到歷史學的學術之路上的自覺反省。作為認識論層面的變革，它要求史學研究者把「國家」擱置起來，回到有肉體的生命，「從人的行動邏輯出發書寫一切歷史話題」。我想，這不僅是學科交叉交融的成果，而且帶有範式變革的意義。

　　從人出發的歷史

　　如書中所言，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敘述是從「國家」出發的，19世紀以後尤其是在民族國家形成發展的基礎上，「歷史確實成了國家或國家之間的歷史，必須由國家出發才能理解人們的活動」，「但是，這樣一種歷史視角，在我們理解過去兩千年、四千年的歷史時，就必須超越國家來看了。即使對有了國家以後的歷史，如果跳出這個視角，從人的歷史出發，然後再疊加上國家或國際的體系，對整個歷史的理解就會比只是從一個國家出發去講的歷史精彩得多，豐富得多」。

　　以制度史研究為例，「從人出發」意味着立足於人的行為去理解制度的運作及其演變機制。那麼，研究者首先要問的就是：這個制度是怎麼出來的？那些人面對怎樣的處境，要解決什麼問題，達到什麼目的，為此他們採取了什麼方法，以及為什麼他們覺得這個方法能成功。如作者所言，這是「自上而下」的，他進一步指出，人的活動及其形成的關係，「演繹」出了國家，而不是相反。因此，歷史認識不是通過大量個案研究完成一加一等於二的過程，當個案或區域研究作為「量的累積」以及「代表性」迷思被打破，每一個研究對象的整體性便凸顯出來，歷史生動、豐富的面相也隨之表露。

　　從觀念到方法

　　圍繞這一核心觀念，書的內容大體可分三個板塊。其一，「從人出發的歷史」的研究例證，主要為「一條鞭法」的研究和華南研究。作為明代的重要改革措施，「一條鞭法」是寫入中學歷史教科書的內容，廣為人知。而作者提出，慣常的認知中其實存在不少誤解。「一條鞭法」是在「配戶當差」的體制矛盾日深的情況下，為了穩定洪武型國家秩序，各地採取的應對措施，這些措施後來逐漸朝着同一方向發展，形成了相對普遍的制度。「一條鞭法」實質上是以民間創造的做法為基礎，甚至直接吸收民間辦法而形成的，不宜視為自上而下的「推行」。從內容上說，華南研究與「一條鞭法」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在認識論意義上，卻有相通之處。譬如，作者表示，鄭和航海的歷史「是一個國家的歷史疊加在當地人的歷史上面」，而所謂「當地人的歷史」是指生活在這個海域的人世世代代出海討生活的歷史。鄭和航海因為有「國家」的加持變得十分重要，成了顯性的歷史，但至少同樣重要的，還有隱於其中的「從個人出發的歷史」。可見，如果把歷史比作河流，「從人出發的歷史」關注的主要是靜水流深而非拍岸驚濤。

　　其二，「從人出發的歷史」具有的普遍意義。史料和觀念大概是歷史研究最重要的東西。而觀念作為一種眼光，更直接決定着對史料的取捨和運用。當我們從人出發研究歷史，就會更看重民間的、接地氣的材料，「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裏面去找到答案」。「每個地方的人們怎麼處理他們之間的各種經濟關係、社會關係，處理他們生活上的各種問題，怎麼樣跟政府打交道」，都需要也可以從「實際生活中形成的材料」加以認識。本書中關於清水江文書、族譜家譜等的文章，便是在這方面所作的申發。比如，作者提出「族譜本質上並不是一種史書」，族譜編撰的真正出發點，不是記錄歷史，「而是通過敘述歷史的方式去規範並表達編撰時當下的關係」，有助於改變對族譜史料的慣常認識，開闢出運用這類史料的新境界。再如對於施堅雅的理解，作者指出，他是從個人理性的行為出發建立一種關於中國大一統結構及其歷史周期的解釋，其最重要的貢獻是顛覆了整個的歷史解釋以及解釋的邏輯。也給人別有洞天之感。

　　其三，「從人出發的歷史」的前瞻價值。因為視角的扭轉，人與人的關係以及在此關係中的真實生活，格外受到作者關注，而生活是連續的，自然也包括被互聯網改變的當下以及未來。作者敏銳地覺察出互聯網帶來的深刻變化，並加以哲學思考。他指出，以檢索代替閱讀、以讀圖代替讀文字，包括權威在事實和觀念層面之式微、原有的版本目錄學知識結構的破壞等，都是史學在網絡時代的新課題。然而，最重要的還不在於此。當下的「史學家所謂大數據，其實全部都是微量數據，真正的大數據是每一秒都數以億萬計地產生，是一個只靠人力無法把握的數據變量。」「未來所謂數字化歷史學，真正的任務不是處理書寫排版活字印刷時代的歷史，而是需要處理用數字化的整套工具去生活、去處理現實問題的歷史。」不得不說，這是關於歷史學正在經歷的質的變化的描述。如果我們承認，互聯網及其對世界的改變作為一種客觀趨勢，只會越來越深，那麼，就必須承認，古老的歷史學正迎來最有挑戰性的時刻，如何渡過「網絡關」，直接決定了這門學科今後的語彙和語法。

　　在書的「題解」中，劉志偉充滿感情地寫道：書中的思考「是一個走近遲暮的學人仍努力前行的一種方式，這種以口頭表達的見解，雖然不那麼嚴謹，但確實是一路在學術之溪畔行走着，由遙遙前方閃爍着的微弱燈火引領，反覆迴旋於腦中的雜念」。我想，對讀者而言，這些觀念本就具有「燈」的意義，也包含着「去蔽」的功能，幫助人們更加踏實地走在理解歷史與人的路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