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2009年4月，金庸重回大公報，觀看大公報報史圖展

　　金庸（本名查良鏞）於2018年10月30日仙逝，享年94歲。大師西去，江湖不再。縱觀金庸一生，其經歷可謂傳奇，與《大公報》的淵源更是深厚。從1947年起，金庸在《大公報》（包括《新晚報》）前後度過了十年。從上海到香港，從外電翻譯到副刊編輯，對他來說，1948年來香港工作，1955年開始寫作新派武俠小說，這兩次人生的重大契機，都發生在《大公報》。在這樣一個舞台上，他奠定了一生事業的根基，人生畫卷自此翻開熠熠生輝的一頁。

　　回首往事時，金庸曾充滿感情地說：「我現在擁有的一切，雖有自己的辛勤努力，但更多是香港這一環境所賜。我要感謝《大公報》派我來香港!」/大公報記者 李磊澤

　　金庸與大公報

　　1924年3月

　　金庸（查良鏞）出生於浙江海寧，是海寧查氏第二十二代孫。海寧查氏世居海寧縣袁花鎮，為書香門第。明清興盛期，查家共出了22個進士，康熙年間創造了「一門十進士，叔侄五翰林」的科舉神話。金庸本人是清代翰林、書法家查昇的後裔。

　　1947

　　金庸考入上海《大公報》。當年，《大公報》招聘三名翻譯，共有一百餘人參與筆試。金庸僅用65分鐘就第一個交卷。隨後，他又順利通過由楊歷樵、許君遠、李俠文等人負責的口試。由於筆試、口試成績優秀，金庸在109名應聘者中脫穎而出，第一個被錄用。

　　1948年3月

　　金庸調動至香港《大公報》。1948年3月5日，《大公報》香港版復刊。由於缺人手，急需一名翻譯，報館徵得金庸意見後，暫派其前往香港館工作。就是這一次工作變遷，這一個偶然的機緣，令金庸與香港結下不解之緣。金庸曾說：「就差這麼一點，可能就來不了香港，人生的命運可能就會完全不同。」

　　1947-1957

　　金庸在《大公報》工作十年，先後做過記者、翻譯和編輯。作為記者，金庸以真名查良鏞撰寫評論。例如1949年11月見報的《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產權》，以法律角度分析解放之後中央人民政府接收國民黨政府財產的合法性。金庸在文中寫到：「根據全世界所公認的上述國際法的原則，國民黨政府在國外的資材屬於人民政府所有，那是毫無疑義的，儘管人民政府與資材所在地政府並未建立外交關係，也不能變更這個事實。」從金庸撰寫的評論中，能看出其鮮明的愛國特質，這一特質亦影響到了他的武俠小說創作。

　　金庸還先後以「姚馥蘭」、「林子暢」、「蕭子嘉」、「姚嘉衣」為筆名，於《新晚報》及《大公報》發表影評等。其中，「姚馥蘭」即英文「your friend」的音譯，金庸以此筆名和筆名「林子暢」在《新晚報》寫作影評約500篇，以「蕭子嘉」和「姚嘉衣」為筆名在《大公報》上發表影評約600篇。此外，他以「林歡」為筆名，在《大公報》「大公園」發表國外文化藝術類文章的譯作。

　　1950年10月

　　《新晚報》創刊。朝鮮戰爭期間，《大公報》分出部分人力創辦《新晚報》，金庸也在《新晚報》刊登文章與翻譯作品。他在《新晚報》於1950年以其英文名Louis作筆名「樂宜」，翻譯美國記者貝爾登作品《中國震撼着世界》，1952年譯英國記者湯姆遜作品《朝鮮血戰內幕》。

　　1955年2月

　　金庸寫作的《書劍恩仇錄》開始在《新晚報》刊登。在1955年10月5日《新晚報》的「漫談『書劍恩仇錄』」一文中，金庸敘述自己是梁羽生《龍虎鬥京華》和《草莽龍蛇傳》兩部小說的忠實讀者。當時正值武俠熱，但梁羽生的《草莽龍蛇傳》已經連載完畢，於是當時的《新晚報》總編輯以及「天方夜譚」版編輯向金庸約稿。金庸回憶道：「可是我從來沒寫過武俠小說啊，甚至任何小說都沒有寫過，所以遲遲不敢答應。但兩位老編都是老友，套用『書劍』中一個比喻，那簡直是章駝子和文四哥之間的交情，好吧，大丈夫說寫就寫，最多寫得不好捱罵，還能要了我的命麼？於是一個電話打到報館，說小說名叫『書劍恩仇錄』。」

　　1956年

　　金庸與陳凡、陳文統（梁羽生本名）一起寫作「三劍樓隨筆」專欄。金庸興趣廣泛，在寫作專欄期間，文章涵蓋歷史、音樂、電影、棋牌、科學甚至楹聯。事實上，金庸與梁羽生過從甚密，二人是多年的棋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二人還曾對弈。

　　1957年

　　金庸離開《大公報》，從事電影工作，後於1959年創立《明報》。儘管離開大公報，金庸仍然不忘「老東家」。1959年2月，金庸的小說《雪山飛狐》在《新晚報》開始連載。

　　【結 語】

　　金庸的一生，經歷豐富，赴港與寫作武俠小說兩次重大轉折都來自其《大公報》生涯。在《大公報》的工作經歷，無疑為他人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金庸曾這樣講述自己在《大公報》的編輯與翻譯經歷：「《大公報》有一個傳統，在文字上很注意，一個字寫錯了，編輯就會來說，這個字以後不可以這樣寫。報社內部有很多規定，什麼字應該這樣寫，什麼字應該那樣寫，有很多規矩，對編輯的訓練相當嚴格。」他認為，「我在《大公報》受到一個新聞工作者應有的訓練，並培養起一個報人的理想。」

　　另一方面，從金庸在《大公報》的經歷以及所寫的武俠小說中，不難發現其濃烈的愛國之情。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就是金庸一生的最好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