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梁曉聲著《人世間》，中國青年出版社

　　或許因為我們國家城市生活的歷史還不夠悠長和深刻，或許因為我們把握城市生活的文藝思維與語言還不夠嫻熟，在當代文藝史上，比起農村題材來，城市題材的厚重之作並不多，反映城市平民生活的則更少。新近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人世間》，則提供了這方面的樣本，豐富了當代文學的譜系。在這部一百一十多萬字的巨著中，作者梁曉聲以北方省會城市一戶周姓平民子弟的生活軌跡為線索，描寫了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以平民視角觀察歷史變遷，既讓人為人間煙火中的道義擔當感動，又讓人思考人性的複雜。

　　生活是文藝的源泉。對於創作者而言，尊重並理解生活，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技術。如巴金先生所言，把藝術和生活揉在一塊兒，創造出來的東西是美麗、健康而且有力量、有靈魂的。《人世間》就是這樣的作品，是來自生活的饋贈。在這部書中，作者始終保持了平視生活的姿態，不動聲色地講述生活本身的故事。如果說生活是一條河流，那麼《人世間》好比一條不以人力控制的小船，漂浮在河流之上，任由河流本身的走向和力量，驅動着或前行或後退或打轉，閱讀者如同坐在船上的客人，很快就進入到河流自有的生命節奏中了。於是，在小說樸素直白的語言中，我們被書中的人物所感動，隨着他們的命運沉浮而心情起伏，在他人的生活中照見了自己的靈魂。

　　順生活之流而下

　　《人世間》的故事是從一九七二年真正開始的，一直寫到了當下，橫跨四十餘年，不可謂不長。而這半個世紀，也是中國發生巨變的歷史時期。那些宏大的歷史，構成了書中故事的大背景。作者以普通百姓的視角，對宏觀歷史變遷作出了屬於《人世間》的敘述。比如，一九七二至七三年，是「文革」浩劫中的一個轉折，國民經濟出現了好轉的趨勢。對此，書中是這樣寫的：「一九七三年春節，比一九七二年春節供應的年貨多了些，A市的市民可以買到中國用大米從朝鮮換來的明太魚了。」再如，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大潮之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文化領域更是如此，既經歷着經濟潮流的衝擊，又面臨着政策調整的考驗。在書中，周秉昆所在的《大眾說唱》雜誌社辦演出公司、到南方「走穴」的曲折命運對此加以呈現。企業轉制改革，又是關係許多人命運的一件大事，周秉義主政的軍工廠的改革充滿了悲辛，「昔日機床前操作車鉗銑刨得心應手的技術工人，開始自謀生路，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建築工地上當起了挑抬搬運的苦力工，或給瓦工水泥工們當徒弟，僅拿比小工們多一點兒的工錢。……他們都很顧面子，不願被看出是軍工廠的工人，用墨水把工廠服上的廠標塗黑，但工作服的樣式還是能讓人認出他們的身份。日子一久，也就無所謂了。」他們還在農貿市場賣自己成套的工具，以及以往省下的勞保用品，獲獎所得的毛巾、肥皂、筆記本……這樣的細節無不來自於生活，也只能來自於生活。

　　作者的敘述不動聲色，就像草木的自然生長與凋零，然而，這段歷史的過來人或稍知中國當代史的人都知道，看似平靜的水面背後，是激盪磅礴的歷史潛流，它埋伏在生活之湖的深處，一波又一波地衝擊着社會的結構，直到將其面貌完全改變。最近幾年，內地出現了不少以改革年代為題材的文藝作品，如電視劇《雞毛飛上天》。值得注意的是，多數作品都把筆觸對準改革者或創業者，如果說這樣的處理是直接關注到了改革的A面，那麼，《人世間》則從改革的B面透視改革對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變化，把更多的筆墨給了改革巨變的「承受者」。正如作者在書中直言，「改革年代的艱難，首先體現在草根階層」。面對當官的呂川「陣痛將是難免的」的論調，昔日的老友孫趕超拍案而起，「憑什麼要我們忍受『陣痛』，讓一小撮人趁火打劫發不義之財？」作者讓這些在歷史和文藝中經常「失語」或者平面化為忍受變革「陣痛」的人，站立起來發出自己的聲音。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更加完整的故事。而且，作者對生活本身的觀察、尊重和理解，使他得以用生活的刻度理解歷史的進程，而不是在歷史的刻度下尋找所謂「生活」，他的敘述也就具有了一種坦蕩、通透又無畏的特點。

　　現實主義與歷史感

　　在《人世間》靜水流深地敘述中，又滲透着作者的反思和批判，與前文談及的歷史敘述一樣，它依然是從百姓視角發出的，雖不高亢但執拗有力，構成了瀰漫全書的一種特殊音調。最明顯的是對階層和社會地位差異的描寫。周秉義的妻子郝冬梅、周蓉的戀人蔡曉光都是與周家地位懸殊的官二代，周秉昆在工作中也結識了居於高位的老幹部。這就為展示不同階層的生活、觀念的衝突提供了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衝突不是通過激烈的矛盾體現出來的，而是與全書風格一致的紓緩、平靜的敘述中言說的。有時通過書中人的心理活動或語言，有時則是作者直接出面的分析。比如，周秉昆在生活中發現「幾乎所有底層人家，都希望能與一戶有權力的人家攀成親戚，即使八竿子搭不上，能哈着往近了走動走動也是種慰藉。即使從不麻煩對方，但確實有那麼一種關係存在的話，那也足以增加幾許生活的穩定感。」翻遍全書，周氏兄妹碰到難題時，幾乎都是掌權者或者他們的子女「仗義出手」，才得以順利解決。這也恰好解釋了周秉昆發現的平民的心理何以形成，也把社會中深刻與殘酷交錯的肌理展現得清清楚楚。

　　更重要的是，作者沒有把「不平等」直接刻畫為群體對立，更沒有表現為某個具體人物的「惡」，相反，書中不論位高者還是卑微者都在思考着這種「不平等」。周秉義的岳母金老太太是老革命，在和同樣是老革命的曲老太太聊天時說：「近來我也常反思一個問題，當年我們兩口子，你們兩口子，都是底層人家兒女，我們鬧革命依靠的是老百姓，為的是老百姓，那是真心實意的，不怕坐牢，不怕犧牲。革命勝利了，我們成幹部了，還是願意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句話勉勵自己。可是呢，我們的兒女搞對象，我們卻特別反對他們與老百姓人家的兒女結成夫妻。說到底，是我們自己怕和普通老百姓結成了親家。」這正是一種真正的現實主義態度，它要求作家歷史地看待現實，在保持歷史理性的同時，又對現實給予人文關懷。

　　全書結尾時，周秉義因病去世，半年左右，郝冬梅再嫁了，兩人舉行了洋派的婚禮，神父主婚、兒童唱詩班唱聖歌。得知這個消息，周秉昆有些失落。再見到郝冬梅時，他的心情更為憂傷。當時，郝冬梅「穿件貂皮大衣，腳上是半高靿的高跟靴，挽着丈夫的胳膊。」「郝冬梅略微胖了些，氣色很好。她到韓國做了整容，小手術恢復得快，感覺一下子年輕了五六歲，一臉重新找到歸宿的滿足。」他們簡單寒暄之後，就各走各的了。秉昆不知不覺流淚了，「他意識到一個明確的事實——郝冬梅是他嫂子的這一層關係，歷史地徹底結束了。」他們和曾經的嫂子「如同兩條道上的車，扳道工任性地扳了一下道岔，互相掛行了幾十年，而現在分開了，各上各的道了。」在前文中，作者曾分析過周秉義和周蓉與官二代郝冬梅、蔡曉光的跨越階層的姻緣，得益於三個條件，一是顏值高形象好，二是善良正直，三是熱愛讀書，然而，這一切真正發揮作用，終要靠任性的「扳道工」。讀到這裏，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現實主義的魅力，也深為作者強烈的歷史感點讚。

　　具有烏托邦意味的鄭娟

　　如前所述，《人世間》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力作，作者塑造了以周志剛一家人為中心的「平民好人」的群像。在這些人物身上，作者寄託了對人生和人性的思考。給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周秉昆的妻子鄭娟。在我看來，這個人物是理解三卷《人世間》的鑰匙，讀懂了鄭娟，才能讀懂了這部一百多萬字的大書裏的精神內核。

　　鄭娟這個人物很有意思，如果說周秉義、周蓉乃至周秉昆的人生都或深或淺地與時代變遷聯繫在一起，那麼鄭娟簡直是一個與時代隔絕的人。她的故事完全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時代。她與世界的風雲變幻無關，她甚至沒有「前史」可言，她是賣冰棍的「母親」撿來的。她有個弟弟，是盲人，也是撿來的。母親靠賣冰棍把兩個人拉扯大。與權貴相比，生活在「光字片」的周家，已是社會底層了。鄭娟則生活在這個底層社會的「底層」。周秉昆受「瘸子」之託，第一次去找鄭娟時，發現她家的居住環境是這樣的：「鄭娟家住的那條胡同裏根本沒有磚房，也當然不會有南方才有的木結構房子——約一里半長的胡同兩旁，挨得非常緊密的土坯房幾乎連成了兩道黃泥牆，家與家戶與戶的分離，完全由那種黃泥牆上開出的低矮而朽殘的門來顯示。」鄭家有兩道門，第一道是歪斜的破門，第二道門後就是唯一的一間住屋，十五六平米，「有一張舊桌子，一把讓人看上去不敢往下坐的破椅子，還有看上去同樣不結實的臉盆架。此外，再無其他什麼東西。連箱子也沒有，夏秋所穿的為數不多的衣服，疊放在炕的一角。」

　　周秉昆與鄭娟的愛情歷經波折，幾乎是最不被祝福的，卻又是最堅貞無瑕的。表面上看，周秉昆拯救了鄭娟，把她從悲慘的境地中解脫出來，給了她愛情、家庭，在更深的層面，則是鄭娟拯救了周秉昆。如書中寫道，周秉昆第一次見到鄭娟後，就感到「自己一下子變成活了一百多歲的老人似的，彷彿歷經了許多人間滄桑，對某些事情有了與以前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內心堆積的那些髒東西，也被沖走了。鄭娟的存在，是全書現實主義主基調裏的一抹浪漫的烏托邦。作者對鄭娟的描寫，滲透了一種超越世俗的神性，不但令這個人物光彩奪目，而且給最普通的小人物以及他們的凡俗生活賦予了高貴的品格。周秉昆因刊登反對「四人幫」的詩而入獄後，鄭娟毅然擔負起了照顧周家老小的重任。兒子周楠在美國見義勇為遇害後，周秉昆當即吐血昏厥住院，鄭娟表現卻得相當堅強。她保持鎮定，赴美處理後事，拒絕了基金會的救濟，表現出了大度和寬容。在美國的追思會上，她說「作為母親，一個文化程度很低的中國母親，我對兒子唯一的教育，就是希望他長大後是一個好人。如果他竟然不是一個好人，那麼他不管多麼出人頭地，都會讓我傷心。現在，他用行動證明了我的希望沒有落空。我有多麼悲傷，同時就有多麼欣慰……」這番真摯的話感動了參加追思儀式的所有人，讓美國人對這位中國母親充滿了敬意。

　　梁曉聲說：「我從小生活在城市，更了解城市底層百姓生活。我有一個心願：寫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我一直感到準備不足。到了六十七八歲，我覺得可以動筆，也必須動筆了。我想將從前的事講給年輕人聽，讓他們知道從前的中國是什麼樣子，對他們將來的人生有所幫助。」從讀者的角度，我以為，《人世間》完成了他的心願，在百萬字的鴻篇巨製中，我們不僅讀到了從前的故事、故事裏的中國，而且讀到了新中國第一代工人及其子女的人生悲歡。他們是中國平民中的「精神貴族」，持守着與人為善、律己向善的心念，身體力行着梁曉聲致力追求的「好人文化」，把生活饋贈的一切分贈給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