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關注國際新聞的人應該有這樣的印象，近年來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國際貿易經濟競爭加劇，各國博弈升級，連番出台政策，這其中有一個關鍵詞尤為引人注目──關稅。

　　關稅調整是應對國際貿易競爭的重要手段，有助於調節貿易平衡，維護和促進國內產業的發展和升級，被現代國家普遍重視和採用。這不禁令我想起最近在讀的《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中所講到的，一百多年前的中國，在被迫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由於對現代國家和國際關係的認識不足，險些在關稅上犯下大錯。

　　鴉片戰爭失敗後，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後續的修約中，英美等國提出「公使駐京」，即允許外國使節駐紮京師。今天看來不足為奇，各國各地都有外國領事館，但當時的清朝如臨大敵，認為此舉有損天朝顏面，咸豐帝斷然表示「夷人駐京，則中國為外夷所監守，自古無此體制，萬不可行！」甚至在之後曠日持久的談判中，寧願減少關稅、增加通商口岸，也絲毫不對「公使駐京」作出退讓。

　　這場拉鋸戰持續數年，直到英法聯軍緊逼大沽口，逼迫清政府表態，咸豐帝竟作出荒唐決定：對英國等國全免關稅！想以此消除各國「公使駐京」的企圖。要知道，清朝後期海關年收入佔清朝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此舉幾乎斷送中國的商業利益。擔任關稅談判大臣的桂良、花沙納、何桂清深知此舉關係重大，一面不惜抗旨連奏，一面設法與列強周旋，唇焦舌敝，終於保住大清關稅。

　　每每讀到鴉片戰爭的歷史，總是唏噓不已。近代中國邁入國際社會的過程中，諸如此類的不適與痛楚比比皆是。汲取這些沉痛的教訓，使我們從自守中走出，積極與國際社會建立緊密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