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金石出土日廣，清人探討書法，着力於追本溯源。他們不僅研習篆、隸，而且在楷、行、草書中也多運以篆隸筆意，以具備篆隸遺意為上。康有為推重南北朝碑而鄙薄唐楷，首要的原因便是認為南北朝碑蘊含着篆隸遺意，而唐楷澆淳散樸，古意已失。

　　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楫》，主要是針對楷書而發論的，所謂「今用真楷，吾言真楷」。可他在書中追溯秦篆、漢隸，並以漢為本，正是由於楷書直接脫胎於漢隸。他認為漢隸具備眾妙，晉、魏人之所以筆意高卓，乃是由於以漢為師。漢以後的書法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隸書筆意漸行漸遠而每況愈下的歷史。

　　以漢隸之古意為衡量的準則，南碑最可寶貴（「寶南」），魏碑最為完備（「備魏」），隋碑雖有洞達、峻爽之美，但「古厚漸失」，故只能酌取（「取隋」）。而至唐代，古意漸漸喪盡。

　　在這一歷程當中，魏碑去古未遠，最為大觀，「當漢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際，文質斑斕，當為今隸之極盛矣。」而唐楷處於古意盡失之遠端，「歐、虞、褚、薛，筆法雖未盡亡，然澆淳散樸，古意已漓，而顏、柳迭奏，澌滅盡矣。」如同一支從漢代射出的箭，在飛行過程中隸意漸消，並終於在唐代落下了。

　　有意思的是，康有為鍾情於古法，卻肯定變革是歷史的必然趨勢。歷史趨於變，但變者未必皆好，在他看來，唐代名家拋棄古法而能變，古意未漓者反而默默無聞，正是「變者必勝」的證明。康有為倡導宗法北碑、漢篆的「新學」，拋棄宗法晉帖、唐碑的「古學」，實是力求返本而開新，將具有歷史必然性的「變」與價值上的「好」合於一身。康有為的書學和他的今文經學在理路上頗有異曲同工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