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前，我初來乍到香港，經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再復老師舉薦到金庸先生身邊工作。金庸先生囑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並加以分類登記他多年來閱讀和收藏的書籍，一部分是從他家中書房搬來的，一部分是辦公室書櫥上的。我把需整理登記的書籍分批攤放在金庸辦公室的地毯上，逐一翻閱，登記入冊。有時不自禁會隨着翻開的書頁而閱讀起來，偶爾金庸先生來辦公室，他只是微笑地詢問幾句，從不管我的具體工作和進度。

　　金庸先生擁有的圖書，主要有四類：文學、歷史、佛教、圍棋。令我印象極深的是，他擁有多套《大藏經》，其中有普慧大藏經刊行會一九四四年版的《南傳大藏經》和《大藏經》；日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原編輯、中華佛教文化館大藏經委員會一九五七年版的《大藏經》；以及修訂中華大藏經會一九七四年版的《中華大藏經》。還有許多線裝本的佛經，如《楞嚴經》、《大智度論》、《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等等，以及大量英文版的佛學經典和研究著作。如果這只是作為個人的藏書，或許不少愛書者、藏書家、學者專家都遠超過他，但難能可貴的是，幾乎每本佛教書籍金庸先生都翻閱過，其中絕大部分都留下他點讀時所做的紅筆圈點和批註。

　　金庸先生的讀書習慣是直接用紅筆在書頁上點讀，寫批註。他素以博聞強記令人印象極深，且有過目不忘的驚人之處。他閱讀量之大、涉獵之廣，通常學者都難以相比。他記憶力超人，很多書籍讀後就直接在寫作中引用，不需再查對原書。他讀過的書籍恍如被全部印刻在他的大腦硬盤裏，存放在記憶庫中，隨時可用他的天才檢索提取出來查閱改寫，以他的般若來融會貫通，重新創作，自成一體。〈談「色蘊」〉就是明證。它分為七個部分，作為「聽香室筆談」連續發表在香港《內明》佛教月刊上（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第六八期至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第七四期）。這篇佛教研究的長篇論文，邏輯縝密，條理清晰。所論所證均引經據典，信手拈來；所思所議亦獨特新穎，非初學能有。

　　不過，根據金庸〈後記〉自述，「我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間開始親近佛法」，至此文的第一部分問世，才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時間，至全文的刊發也才一年半的時間。他能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閱讀如此之多的佛教經論，撰寫出如此論理深邃、見解獨到的佛學論文，委實令人訝異。我以為，不用累世修行所得，無法解釋。恰如金庸於一九七七年在《俠客行．後記》談到，小說雖體現出「大乘般若經以及龍樹的中觀之學」，「極力破斥繁瑣的名相戲論」，「強調『無着』、『無住』、『無作』、『無願』」，但自己「寫《俠客行》時，於佛經全無認識之可言，《金剛經》也是去年十一月間才開始誦讀全經，對般若學和中觀的修學，更是今年春夏間之事」。他坦誠表白：「此中因緣，殊不可解」。

　　金庸的文字般若更表現在天賦異稟的文字表達能力。無論多麼艱深的理論，他都能將其化為最平白通俗的白話加以表達。古人晦澀難解的文言文，他引用時總是能以平直樸實的直譯重新複述道明。西方哲學經典同樣也難不倒他，照樣能化繁為簡，變難為易。恰如金庸在〈談「色蘊」〉中說到，佛陀認為眾生平等，「佛陀對任何人都說法，不論是國王、大臣、富翁、貴婦，還是傭僕、奴隸，他都肯不厭求詳的教導」，「如果他的話中包括大量抽象概念和專門名詞，好像後世佛學者們所說的那樣，這許多沒有什麼知識的人又怎麼聽得懂，又怎麼能得到解脫？」金庸的寫作自始至終奉此身體力行。《金庸學佛》除了〈談「色蘊」〉，其餘的文章都是根據金庸手稿整理，首次發表，篇名為編者擬寫。其中「佛經故事」七則、〈佛義淺釋〉，可謂金庸踐行宣揚佛法的嘗試。〈佛教八宗〉則是〈談「色蘊」〉的補充。

　　二○一八年金庸先生逝世後，承蒙金庸夫人查林樂怡女士的信任，讓我參與整理先生的遺物，尤其是他的藏書和部分手稿。再度面對金庸先生擁有和閱讀過的數萬冊書籍，睹物思人，先生的音容笑貌時常浮現在我的眼前。雖然不能親聆他的教誨，但我發願投入全部身心和精力認真仔細整理他的書籍和手稿。經過三年多的努力，絕大部分藏書已經完好地轉交給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金庸館和香港中央圖書館。同時，盡自己的淺陋學識，將他研究、翻譯和撰寫的心得筆談，歸類梳理，陸續編輯出版，公諸於世，以期所有的金迷和眾多的研究者能更深更廣地了解金庸，打開並探索金庸深邃的知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