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內地綜藝節目《這！就是街舞》已播出三季，曾由易烊千璽（左起）、張藝興、王一博等擔任明星隊長。\資料圖片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有些人談起目前的流行文化，都用痛心疾首的口脗斥責在一眾青年偶像佔據諸多文化資本的娛樂文化場域中，整個流行文化籠罩在「泛娛樂化」的陰影之下。由資本邏輯主導的平台唯流量論，流量明星的出現使「劣幣驅逐良幣」在內容生產市場中反覆上演，它們將青少年所身處的文化環境導向「娛樂至死」，缺乏社會責任和公共意識。
似乎，這些以流量為標誌的青年偶像，其存在缺乏一種正當性。雖然，這些批判性話語不失為一種對現實的警示。近年來不少由青年偶像引發的公共事件，都呈現了「過度娛樂」所造成的惡果。不過，對一種文化的反思並不意味着將之殲滅，關鍵在於回應其背後的問題：青年偶像，尤其是其中被大眾廣泛「狙擊」的焦點群體──流量明星果真有「原罪」嗎？
從那些人對「泛娛樂化」的批判性話語中，我們的確看到了一種流量的負面效應，但是這並不是如今流量生態的全貌。本質上，這種「原罪論」的認知背後反映出大眾看待跨圈層的「泛娛樂化」生態時的「傲慢與偏見」。他們為當今的娛樂文化唱輓歌的同時，似乎假定了曾經存有一個文化意義上的「黃金時代」。篤信這套話語的人常掛在嘴邊的兩個詞，是「曾經」和「不再」。那麼，這種近年來針對「泛娛樂化」議題產生的批判性話語，不是一種拒絕現實的懷舊想像嗎？
這不是一個新鮮的現象。踏入新世紀以來，在整個文化場域中，這種懷舊不絕如縷。新世紀初，很多人懷念八九十年代中理想主義的光芒。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過去後，新一波的懷舊捲土重來。這一次，懷舊的對象變成了新世紀初，中國互聯網的童年時期。時代總是在變動中前行，但這種懷舊想像就像一塊老化石一樣，只是從一個博物館挪移到另一個博物館。於是我們會看到，在新世紀第二十個十年的當下，人們又開始懷念上一個時代的文化狀況，並以此拒斥當下相對「異質」的文化生態。這些「黃金時代」的愛好者們所想像的舊日光環，實質是一種「正典」的光芒。然而，在當今這個「分眾時代」，許多迥異的文化形態都擁有它們的受眾和平台。「分」並不意味着失序，相反，固守曾經相對單一的文化場域，如今的多元文化具有更多嶄新的活力。而這才是我們今天的中國社會大眾文化迫切需要的發展動力。
並且，時常被忽略的是，目前「泛娛樂化」的文化生態並非是鐵板一塊，其內部仍有相當複雜、具有差異性的一面。在中國當代文化的新時代轉型中，這種文化生態的發生、發展自有脈絡可尋。其蓬勃的生機與活力，也不一定總會導致失序，它更多地意味着可能性。事實上，它在近年來不僅被主流意識形態賦予正當性，而且後者也為前者賦能。這讓素來以「資本泡沫」著稱的流量轉化為一種實實在在的正能量。
現如今的主流大型晚會、主旋律電影、紅色革命歌曲、國家形象宣傳片、國家體育賽事宣傳片等一系列以主流意識形態為主的文化產品看到青年偶像的形象、聽見這些年輕人的聲音。在最近《人民日報》發布的最新國家形象宣傳片《中國再出發》中出現的念白聲音，就來自目前當紅的青年偶像王一博。此前，他以「Z世代」icon的身份演唱的《青春恰時來》是新華社獻禮「十四五」的青春讚歌。
雖然這種正當性構成了對產業自主性的壓力，但這種壓力使這些娛樂節目、偶像形象的文本生產呈現出一種強烈的民族文化認同。例如曾經的嘻哈音樂首次出現在綜藝節目中時呈現出鮮明的地下文化屬性，但如今我們在《中國新說唱》、《說唱新世代》看到了它作為一種音樂類型在「中國化」的過程中發生的迭代，這標示了一種正向的青年力量。並且，它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性，「中國風」作為一種元素在其中大放異彩，繼而成為一種創作意識。其中主張將「中國風」與「國際化」在說唱音樂中進行融合的主要推手，正是一位被稱為上一代「頂級流量」的青年偶像吳亦凡。
同樣地，街舞也是一種西方的地下文化，但它進入中國的文化娛樂市場之後，呈現相當濃厚的中國民族文化屬性。在《這！就是街舞》中，以張藝興為代表的幾個作為隊長的青年偶像對街舞與「中國風」的跨文化結合進行大力推廣。張藝興還將以Krump（狂派舞）與中國文化相結合的舞蹈作品帶到了今年的央視春晚舞台。
在「我與我的國同在」等抒情歌聲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青年偶像所塑造的青年文化凸顯出鮮明的民族性，這是一種強有力的民族文化自信。當這樣的歌聲成為許多青少年耳機裏流傳的音樂時，青年偶像的文化形象已然改變，他們並不是上一個世代被視為叛逆的象徵的青年偶像，實際上，這些青年偶像不僅在文化輸出上化身為一種「中國潮流」，並且，他們經過「泛娛樂化」的文化生態，能夠輕易走進青少年的娛樂消費，成為後者閱讀的「中華民族文化文本」，於是，青年偶像的流量轉化為青少年接收的正能量。這在揭示一種宣傳上的有效路徑之外，更具啟發意義的是，它為我們展現出娛樂的教育可能性。當這種教育功能藉由「泛娛樂化」的文化生態進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之後，它在文化認同上的效能將開始生根發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