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悉港澳史專家霍啟昌教授於九月十二日在澳門病逝，深感意外和悲傷，不禁回憶起和他交往的種種往事。我和他初次見面是在一九八三年四月。他作為香港的特邀代表，到北京出席中國史學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並到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我的老師余繩武所長要我參與接待工作，並陪同霍教授參觀故宮博物院。當時我們研究所剛剛開始香港史研究，余老師邀請霍教授參與合作研究，他欣然同意。

　　當時是國家改革開放初期，信息渠道不甚暢通。霍啟昌教授提供了大量海外香港史研究的信息，使我們獲益匪淺。正是採納了霍教授的建議，中國社科院動用三萬英鎊外匯，從英國購買了英國殖民地部檔案CO129系列縮微膠卷，內容是十九世紀到一九五○年代香港政府與英國政府的來往文書。隨後，霍教授又在香港替我們代購了一台十分先進的讀印機，用以閱讀和影印縮微膠卷。這些極大地提高了我們香港史研究的質素和效率。

　　霍啟昌教授應邀參加了近代史所香港史課題組《19世紀的香港》和《20世紀的香港》兩本學術著作的編寫工作，分別撰寫了「英國佔領前的香港地區」和「香港與辛亥革命」兩章書稿。他還多次對兩本書的編寫提出不少建設性的意見，比如如何客觀、公正地使用歷史檔案，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一九八五年三月至五月，近代史研究所香港史課題組首次到香港收集資料和考察。成員有我的老師劉存寬教授、同事楊詩浩教授和我。霍啟昌教授替我們做了極其周到的安排。首先是請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作為接待單位，又安排我們到港大孔安道圖書館、布政司署圖書館收集資料。他陪同我們參觀香港博物館，到澳門考察。他又請孔安道圖書館主任楊國雄先生駕車陪同我們考察曾氏大圍、侯王廟和九龍城等地。當時國家剛剛開始改革開放，我們的出差經費很少。霍教授替我們精心安排，通過陳坤耀教授安排我們住進了明愛中心宿舍。那裏離香港大學很近，住宿費又便宜，記得一個房間一天的住宿費僅為八十港元。

　　霍啟昌教授還積極推動海峽兩岸和國際間的學術交流。一九八八年，他作為籌備委員會主席，在香港大學主持召開了第一屆中國海關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內地的陳詩啟、張寄謙和來自台灣的張存武、趙淑敏等學者聚集一堂，我也應邀出席。海峽兩岸學者初次相逢擦出的火花和趣事，我至今記憶猶新。

　　霍啟昌教授著述甚豐。他還參與過《香港史新編》的編寫工作，並著有《香港與近代中國：霍啟昌香港史論》、《香港史教學參考資料》、《港澳檔案中的辛亥革命》、《澳門：孫中山的外向門戶》、《Hong Kong and the Asian Pacific（1840-1900）》、《Lectures in Hong Kong History》、《Estudos Sobre a Instalacao dos Portugueses em Macau》等。他的逝世是港澳史學界的重大損失。然而，學術之樹長青。他雖然遠去，卻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學術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