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是輕個人而重國群的。

　　「國家認同」，是為人之道的要義。而國與群，家還不算是個「群」呢；群是社會，家在群裏。國與家雖有同構狀態的相應關係，但當忠孝兩難全時，選擇國，是毫無疑問的。國家是天地之大義。中國古代社會，男人既要盡忠於國家，又得盡孝於父母，卻讓夾縫中為人妻者，飽受折磨。

　　沒有國哪來家？家與個人，又必然以家為重：沒有家，個人是不存在的。因此，一個不愛家，不孝敬父母，對兄弟手足之情不珍惜重視的人，被視為禽獸不如。又若有堂堂男子漢，為兒女私情而捨棄大好前程，那是沒出息。因為早有古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隨時可以換，破了亦可縫補。而手足是四肢，斷了，安可續？由此可見，舊時中國人是多麼的親情至上，血濃於水。做父母的，寧願見夫妻反目，也不願見到手足不和；離婚當然不是什麼好事，但卻不比手足相殘來得更教他們痛心疾首──本是同根生啊，相煎何太急？

　　「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之所以成這千古名言，不就是因為中國傳統觀念，重視親情超過夫妻感情嗎？儒家思想更以血源親情為大。兄弟是手足，是血源至親；而妻子再親，也是外姓人。即使不是真知灼見，也是言之有理。

　　輕愛情重功名的中國傳統價值觀，一句「男兒志在四方」，便概括了男人的志氣所在。故而上京考試這一趟遠門，無論如何都得去的。至於那些自知無望金榜題名的，也得出門去做買賣。否則他家的門楣無論如何也光不起來。是以男人娶妻後，便得出門「放志」去。有幸的話，這被娶回來的女人，即成為有志男人背後的「深明大義」女人。也因為她的識大體，顧全大局，她男人便「出息」了──此乃「有幸」；而「不幸」的，則只得到個「鄉下髮妻」的虛有名分，守一輩子的活寡。

　　遠的不說，就說新文學時期的那一批文豪巨匠吧，隨手拈來，便有魯迅之於朱安、徐志摩之於張幼儀、郁達夫之於孫荃。這些女人，她們個個都稱得上深明大義，情深義重。但最後都成了「衣服」，被丈夫換掉了。她們中有糾纏怨恨的，也有哀默心死的，惟擾攘多時，終於在歲月中驚覺耗掉的是有限的青春，在頹然心灰中接受事實……在那一刻，她們有什麼想法呢？是絕望於命運從此只有更壞，而不會更好？抑或心中懊喪，懷疑自己是否耽誤了男人的前程？她們的憋屈，卻又是驕傲的，因此她們的男人都是文豪巨匠。

　　自古有言，成大事者，忠孝兩難全。有為的男人，自當有取捨。而這排名最末的兒女情長，竟然沒有她們的份。「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她們生命裏最美好的那段，竟是如此渺渺茫茫地便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