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朦朧詩派詩人嚴力\資料圖片

　　嚴力，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掀起熱潮的朦朧詩派詩人之一。他出生於上海，少年時代來到北京，在一九七三年開始詩歌創作，並參與《今天》的活動與建設，被同住一個大院的芒克及一群朋友們稱之為「小上海」。然而，在朦朧詩與《今天》派的巨大光芒之下，除卻那些為眾人所熟知的、發出宏大聲響的詩人，其他個體似乎被遮蔽不見。在廣場的喇叭上發出時代的廣播，彷彿比抽屜裏的吶喊更具有力量。這既是時代的選擇，同時也是歷史的遺憾。尤其是那些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後流散海外的詩人，他們的創作與傳播，不僅被迫走進雙重陰影，同時也面臨雙重邊緣，一如嚴力。

　　七十年代的尾聲，不是一個句號，反而是一個遼闊的開始。對許許多多詩人來說，那是一個「萬物新生」的時間。胡風在多年前的吟詠「時間開始了」似乎在時空的錯置中找到了恰逢其時的發聲窗口。嚴力早期的詩並不奪目。當時佔據主流聲響的那些詩句無一不像一支支尖銳的利箭，在發聲中放射出耀眼乃至刺目的光芒。相對而言，嚴力的詩意則被灌注了凝視黑暗的力量。這在其寫於一九七六年的《蘑菇》中有顯著的表現：「誰能／說服自己／在陰暗的處境裏／生命不存在了／背着光／朽木懷了孕」。又如另一首寫於同時期的詩《無題》：「黑暗中 我／碰碰樹枝／捏住 一片樹葉／捏呀捏／指間是 黏糊糊的／汁液／我意識 血管／破裂／血管已經 破裂／正如我／被黑暗 捏呀捏」，從中可見嚴力的「黑暗意識」。嚴力在此時期最受矚目的身份，乃在詩人之外。其時，嚴力一邊寫詩，一邊涉足先鋒繪畫。八十年代初期，「星星畫會」燦爛無邊，嚴力是其中一員。他在八十年代中期舉辦的個人畫展，是最早在內地舉辦的前衛個人畫展。

　　一九八五年，日後被屢屢歌頌的八十年代已然過半，留學潮洶湧澎湃。嚴力成為留學大潮中的一朵浪花，隻身前往美國進行「母語」的他鄉之旅。此一期間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嚴力的畫作和詩歌，乃是他在紐約一手創辦的「一行」詩歌藝術團體。「一行」的精神凝結物，是嚴力主編的《一行》詩歌藝術季刊。在對時代的明喻與暗喻的拐角處，《一行》像一個「中央車站」，讓詩與詩得以相見，讓詩與人得以重逢。正如嚴力談到《一行》的創辦出發點時所言：「因為在國內的時候，很了解詩歌沒有地方發表的苦悶。後來去了紐約，周圍的華人很多，也想辦這麼一個平台讓民間的詩人們發表作品」。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二年間，《一行》這個「中央車站」承載過國內三四百位詩人的作品。

　　這個「中央車站」意義之重大，乃在於特殊的歷史語境與生命體驗。在海外用漢語寫詩，不僅是語境的考驗，同時是語言的考驗。這意味着，詩人的創作史，同時也是他的心靈史，還是母語在他鄉的遭遇史。詩人張棗在德國時用漢語寫詩，渴望「生活在母語的細節中」，乃至於在其至關重要的詩學理念「元詩」中一再提到「漢語性」。而嚴力在這番「母語的歷險」中，則使「母語」在通往「現代」的路上更進一步。嚴力詩歌的「現代」，既是一種對日常性的超越、又是一種對口語性的回歸，更是一種卓越的超現實主義的體現。這或許源於權力的毛細血管在每個人肉身上的攀爬，又或源於寫詩這種手工藝活在今天的技術時代已然失傳，詩人不得不調轉船頭，尋求新的發聲方式。在海外用母語寫詩的嚴力，儼然已經取消了早期與黑暗的對抗，轉而用日常生活的意象碎片對時代的啟示進行超現實的拼貼。這種超現實，不僅僅是「與自己為鄰」、「酒與鬼的相遇」、「用歷史泡茶」、「我和太陽之間隔着一個你」，還是「精緻的腐化」、「哭出眼淚裏鹹的知識」、「用悼詞的力量生活」。這種表現方式，讓嚴力的詩更像一個裝置藝術，充滿疑惑、拆解、反詰。

　　嚴力曾寫道：「不要站起來去看天黑了」、「悲哀也該成人了」。這與其在創作早期的「對抗黑暗」形成鮮明的對比。古往今來，運用語詞，製作聲響，成為時代偶像對詩人而言是一種很難拒絕的誘惑。然而，嚴力後期的超現實寫作展現了另一條詩藝道路：詩人帶給世界的光亮，除了照亮黑夜，還應包含一個重要維度，那就是作為一樁超現實裝置，打開一種新的、超現實的想像，正如嚴力所言：「呈現一種可能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