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有個原住民族的語言中沒有代表「左」、「右」的詞彙或概念，他們總用東南西北等方向詞來描述地點和方位。他們路上碰到，相互問候的第一句話偏偏總是：「你要去哪裏？」加州大學認知科學家布羅迪斯基（Lera Boroditsky）剛去調查研究時，很不習慣被「土著」當成連問候都回答不清的「傻子」。但一個星期後，她發現別人打招呼時，她的腦海裏會自動升起當地全景的俯瞰式微縮圖像，辨別方向、問候寒暄不再是問題。布羅迪斯基由此意識到：不但語言決定思想，而且人的認知能力潛力無窮，我們只要努力，就能改變思維定式，掌握不同的語言。

　　語言對實際生活的具體影響毋庸置疑。比如，語言中不分左、右可能會讓外國司機摸不着頭腦，也給軍人出操訓練帶來困難。又如，有些語言中沒有「七」這個數字，也會影響以此為母語者學習數學的能力。但語言對思維的影響還有更多的微妙及重要之處。

　　翻開英文書，我們從左往右閱讀；讀阿拉伯或希伯來文的著述卻要從右向左。相應地，說英語者看圖講故事時會把圖片從左往右放，說阿拉伯或希伯來語者正好相反。兩者對時間、空間的構想顯然不同。英語強調事件的發生如何影響到人，西班牙語更關注引發事件的源頭。所以，英語中說「他把手臂摔折了」，西班牙語則會說「手臂被摔折了」。即，兩者對「責任」、「用意」的側重不同，反映出兩種語言對「主觀能動性」的理解不同。

　　最有意思的是語言中的性別對我們言行、思維的影響。中文名詞沒有性別之分，動詞也不需要隨主語的性別變形。很多語言中性別涇渭分明，彼此卻無統一標準。如，意大利語中椅子為陰性，德語中卻為陽性。俄文中的一周七天都有性別，當語言學家讓說俄語者表演星期一或星期三時，他們會表現得更男性化或女性化。橋樑在不同語言中性別也不同。畫家傾向於跟從母語，母語不同的藝術家會在作品中將橋樑展示得秀美（陰性）或雄壯（陽性）。更有趣的是，以強調性別的希伯來語為母語的孩子與以性別模糊的芬蘭語為母語的孩子相比，能分辨男女性別的年齡平均提前一年。

　　莎翁說玫瑰無論叫什麼名字都一樣美。孔夫子卻說「名不正則言不順」。用怎樣的詞彙來指稱、描繪物件和人物其實都隱含臧否，不但代表說話人的固有思維，還反過來塑造他們的想法、言行。由此看來，提倡「政治正確」，講話時三緘其口，避免傷害別人也不無道理。至少，科學研究證明，雙語流利或至少學過外語者更能發現母語中約定俗成的武斷規矩，不至於將其當作「一句頂一萬句」的不可更改的真理。

　　總之，不同的語言代表不同的文化。多元共存，百花齊放，才有利於人類的和平共處，和諧發展。反之，語言的消亡代表了某個思維體系的消失，給人類的集體傳承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實在令人遺憾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