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黃永玉為黃兆均畫像\作者供圖

　　「怪論」，本港報紙一種特殊的文體。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報紙副刊出現「怪論」欄目，《新生晚報》的「怪論連篇」，《新晚報》的「橫眉語」，《明報》的「三蘇怪論」，老一輩讀者今日談起，尚津津有味。

　　怪論之怪，形式上，正言若反，香港人所說的「講反話」，棄一本正經論政及社會民生，以嬉笑怒罵，辛辣、風趣、幽默指點社會百態；文字運用方面，以「三及第」的語言表達。白話文、文言文、廣東話混合，故稱「三及第」。香港的粥店有「及第粥」，內有豬肝、粉腸、豬肚、瘦肉，從「及第粥」至「及第文章」的現世，也真諧趣，「及第文章」尤是香港首創文風。

　　報人中以寫怪論深得讀者喜愛的，有兩支健筆，一為三蘇，一為無牌議員。

　　三蘇五十年代初，在《新生晚報》寫「怪論連篇」專欄，應該說尚有梁寬。出主意是梁寬，兩人同時寫，「經紀日記」也是梁寬先寫，寫了不久就不寫了，才由三蘇寫下去，筆名經紀拉。兩人先後在這家晚報輪流做總編輯。梁寬原是老大公報人，在《新生晚報》退休後移居美國，以梁厚甫筆名替《星島日報》及新加坡《南洋商報》寫國際時事分析文章而名聲大起。至於《明報》的「三蘇怪論」，遲至六十年代刊出，後由哈公接筆，哈公又因故棄寫，王亭之寫過一段短時間。

　　三蘇即作家高雄，有筆名「小生姓高」，其餘筆名頗多，有吳起、史得、經紀拉、但丁、石狗公，後來多用三蘇，他在《新晚報》寫小說用史得、但丁，「但丁遊天堂」刊於小說版「天方夜譚」；替《大公報》的「小說林」寫連載小說「石狗公日記」用石狗公。石狗公是一種魚，當年我往鯉魚門海面釣魚，常釣得石狗公。這種魚身長三、四吋，身形似石斑，石斑是貴價海鮮，石狗公充作石斑，諷刺香港社會有一類中產或小資產的階層，充當大財團的大班，四處混錢混地位。

　　高雄多產，替多家報紙寫連載小說，左中右不同立場都用他的稿，一天寫過萬字，行家傳聞他在麻雀枱上寫稿，一邊叫胡，一邊寫稿。類似的多產作家還有唐人（嚴慶澍，嚴浩父親，《新晚報》高層，與羅孚共事，「金陵春夢」長卷式作者，現代小說筆名阮朗等近十個），唐人每日在不同報社寫多篇連載小說，日寫過萬字，一部分在發稿的每一段空間寫作。

　　校對高雄的稿件很棘手，《新晚報》當時只有一位校對員看懂他的字，別的沒有辦法，校對主任便指定高雄的稿由這位校對員去做，校對員形容高雄的字「似水蛇春」，字字相連，筆畫甚簡，有時靠估。他只承認寫稿似車衫，即家庭式衣車，左手推稿紙，右手不移動拿筆寫字，不承認一邊打麻雀一邊寫稿。

　　另一支怪論健筆為「無牌議員」，專欄「橫眉語」作者黃兆均。

　　《新晚報》創刊時，主要副刊「下午茶座」，多由名家執筆，葉靈鳳的隨筆，宋玉（王季友）打油詩「醉酩兵丁」、梁慧如（梁羽生）「文藝雜談」等。其中怪論專欄「橫眉語」，編排在報眉下面，版面最頂的位置。作者「無牌議員」，即為資深報人黃兆均，日常幽默風趣。

　　黃兆均起用「無牌議員」筆名堪稱一絕，五十年代港英政府的立法局，由官守議員與非官守議員組成，布政司、財政司、律政司等政府高官，為當然官守議員；英資怡和集團、太古集團、九龍倉集團、滙豐銀行等各集團眾大班，是必然的非官守議員，最後，立法局主席憲制指定由港督出任，構成英國話事的一言堂立法局，沒有一把市民聲音。那好，作者自封「無牌議員」，你高官在立法局攞正皇家牌，高談闊論，說一口皇話，我「無牌議員」，說話由我，揮斥方猶，諷刺時弊，替升斗市民口吐冤氣，文章嬉笑怒罵，語調幽默風趣，針針到肉，雖有人不快，奈何不得，怪論的張力，有些時候比一般論政文章更易深入市民之心，「無牌議員」之名遂在讀者中叫座。

　　讀者愛讀怪論，因「三及第」文字俏皮，一句話或一段落，夾雜了白話、文言、廣東骨，維肖維妙，常常惹人發噱，笑在肚裏。

　　「無牌議員」與三蘇相對而言，「無牌議員」的文章用廣東話較多，例如，針對一面倒支持港府倒行施逆的，指其為「冇腰骨」、說話不算數的官「冇口齒」、救災不力部門「一鑊泡」、官員一唱一和「扯貓尾」、追捕小販「一仆一碌」、公屋小到無法轉身如「頂趾鞋」，這些市民常用口語，耳熟能詳，引起共鳴。

　　文章又夾雜文言文，如第一人稱的吾、余、予；第二人稱的汝，爾；第三人稱的其、之等等。之、乎、者、也、言、哉、焉、矣、曰的文言文虛詞與白話串句，如「汝等市民」，諷刺政府文告中常用的字眼，視市民如奴僕。

　　黃兆均多用「廣東骨」，因是「香港仔」，二戰前在名校皇仁書院畢業，名副其實的「書院仔」，社會上的俗語平日聽慣了，用來得心應手。三蘇文章高手，畢竟是江浙人，有些「廣東骨」恐怕聽不明白。

　　黃兆均在副刊「下午茶座」寫怪論「橫眉語」的同時，另有專欄「童言集」，筆名「無忌」，合起來成「童言無忌」，足見他使用筆名一如「無牌議員」很有心思。「童言集」是小框文章，每日三則，每則不超出一百字，約束在五十字以內，三言兩語，諷刺時弊，反映民情，往往一針見血。他的怪論有相當讀者，思維常有新意，文筆瀟灑，卻在本地報史被忽略。

　　黃兆均在報界資歷很深，皇仁書院畢業後，一九四一年日軍佔領香港，他離港輾轉經粵北徒步至桂林，進《廣西日報》，先後做過採訪及翻譯，桂林淪陷，轉赴重慶，進入《時事新報》。抗戰勝利，他遊走於西北，再抵上海，經新聞界名人金仲華推薦，為「民主同盟」的政黨刊物《民主》撰寫國際時事述評，再在上海市政府新聞處任職。一九五○年《新晚報》創刊，黃兆均任採訪部主任，以唐先筆名在第三版本港新聞寫短評「未晚談」，這時期共事的有羅孚、嚴慶澍（嚴浩父親）、劉芃如（劉天蘭父親）、金庸、梁羽生等。六十年代中，《東方月刊》英文雜誌出版，總編輯是原來《新晚報》翻譯主任劉芃如，劉芃如應邀赴埃及參加國慶活動不幸飛機失事，死於空難，黃兆均轉至《東方地平線》。六十年代中期，《大公報》創辦英文版《大公報》，讀者對象是外國人士及不懂中文的中國人，黃兆均出任副總編輯。

　　黃兆均在一九六一年以《新晚報》記者身份，飛往日內瓦，採訪中、美、蘇、英、法等十三國外長出席的「日內瓦」會議，解決老撾問題，除了新聞報道，他兼寫散文式的通訊「萊夢湖的早晨」等，文筆清麗，選入作家文集《新綠集》出版，文風別於他的怪論。羅孚最後一篇手稿，正是悼念這位昔日共事的怪論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