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於1905年廢除，科舉文體（如八股文、論、表、判、策、試帖詩等）的具體要求和寫作方法，漸為人們所淡忘。盧前於1933年撰寫《八股文小史》時就已感嘆「文獻不足」，對於八股文、策、論等科舉文體的具體作法，已經不甚明了。時至今日，我們對科舉諸文體的寫作方法和鑒賞方法仍然不得其詳。

　　20世紀末以來，學界開始重視對科舉制度的研究，八股文、策、論等科舉文體也開始進入研究的視野，出現了幾種關於八股文發展史的專著。但總的來說，在描述的完整性、論斷的科學性上，仍有大量的學術空間需要進一步研究。在這方面，文獻的欠缺是研究未能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韓 問（文、圖）

　　晚明王思任認為，八股文中的小題文代表着明代的文化精神，乃明代的「不朽之文」。晚清戊戌變法運動中，康有為則對光緒皇帝說，中國的割地賠款，實業落後，國民貧弱，都是八股文害的。八股文這一曾經影響中國最廣大讀書群體達500年之久的科舉文體究竟是一種「不朽之文」，還是一種「亡國之文」？王思任與康有為的論斷哪一種更接近歷史的真相？對這一問題的解答，需要更多的文獻支持。

　　由復旦大學教授陳維昭主編的《稀見清代科舉文集選刊》（以下簡稱「《選刊》」）着眼於清代科舉文體的變遷，選取自康熙間的戴名世至光緒間的蔡元培等人的科舉文集12種進行點校，大體呈現了清代科舉文體（以八股文為主）的歷史變遷，讓我們看到，八股文是如何一步步地從一種相對自由寬鬆的理學論文變成為一種枷鎖重重的僵死文體，最後在近代世界文化環境中走向解構。

　　以八股文衡量人才

　　陳維昭認為，科舉制度的目的是選拔人才，其考試文體的確定體現了特定的人才觀。八股文在諸文體中是最重要的，它考核的是士子對經典的理解，是人才的道德思想修養。論、判、策則是考核士子的行政管理見解。

　　但是，晚清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衝擊着傳統的人才觀念，同治初年，新式學堂的創設改變了晚清人才培養和選拔的格局，從此直至1905年，清朝選拔人才的途徑是科舉與學堂並存，八股文僅存於科舉一途，而學堂則是另一番面貌，有外文、造船、礦學、公法等課程，是一種新型的人才觀的體現。強鄰環伺的國際環境徹底擊毀了中國原有的人才觀念，以八股文衡量人才的制度便成為一種無根之談。

　　從八股文體自身的變化來看，《選刊》所選戴名世的八股文，無論是從思想的闡發，還是情感的渲染，都呈現出巨大的運思空間。乾隆19年，清高宗親閱會試試卷，指斥考生的考卷上引用了漢代的典故，八股文考核的是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孟子的經典，不應該出現秦漢以後的人事或書籍名稱。

　　到了嘉慶年間，「不准引用後世書及人名」的禁令就被寫入《科場條例》之中了。從此，八股文寫作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嚴厲禁令，最終成為充滿雷區的僵死文體，康有為、梁啟超所討伐的正是這種僵死文體。《選刊》所收《近科通雅集》體現了西方強勢文化背景下科舉文體的新變異，《四書》《五經》中的語句被用來指涉新興的事物，由此寫出的經義文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八股文了。

　　《選刊》是科舉文獻的選輯點校之作，其背後的學術理念則是一種「歷史的觀點」，即以真實可靠的文獻呈現科舉文體的歷史發展軌跡。這些文獻的整理出版，為學界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對推動歷史學、科舉史學、教育史學、文學史學的研究都有裨益。

　　八股文曾經深情感人

　　今天我們對八股文存在着一種普遍的誤解，認為八股文是一種死板的、機械的文章模式，甚至是一種磨滅性靈的文體，士子經過長期的八股文訓練，就變成了沒有情思的行屍走肉。但事實上，八股文理論是很強調性靈的，乾隆間張景陽稱李來泰的八股文是「穿穴經傳，發揮性靈，璧之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如新。」（張景陽《李石臺稿序》）八股文作者一旦激發性靈，對萬物眾生民胞物與，就能夠寫出深情感人的八股文。

　　《選刊》收入戴名世的八股文《父母在不遠遊》，題出自《論語》：「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父母健在，兒子不得離家遠遊；若遠遊，則必須讓父母知道你的去向。）戴名世立足於父母的養育之恩，在這篇八股文中一句句叩問遊子的良知：「亦曾念前此襁褓之中能暫離父母否乎？亦曾念前此提攜之下能暫捨父母否乎？」（遠行的遊子，你怎不想想，襁褓之中如果離開父母你能活下來嗎？）再從兒子贍養雙親、父母思念遊子換位思維，深情渲染：「幸莫幸於膝下之承歡，承歡也轉而經營，此亦非人子所恝矣。陟屺岵而望高堂，高堂則何在也？樂莫樂於庭闈之聚順，聚順也轉而離別，此尤非父母所忍言矣。倚門閭而望天涯，天涯則已遠也。」

　　再預想父母意想中之遊子，反襯遊子遠遊之須戒：「勞攘風塵之下，子所厯之星霜皆父母意中之星霜也。寂寥羈旅之間，子所越之關山皆父母意外之關山也。千里之音容，偏從一室中形影相弔而依稀得之，蓋征衣在途而父母之慮方深矣。家庭之聚首，惟從寤寐中魂夢相通而彷彿遇之，蓋行旌在道而父母之恨方長矣。」養親之情終非「心繫」之可通，也非他年功成名就之可以彌補：「縱使心繫二人，業已身馳萬里。求呼籲之遙通，而水遠山高終無可通之處矣。所以古之人不以千里遨遊易其一堂問視之樂也。既多一日馳驅，必少一日奉養。求他年之相補，而累裀列鼎終為莫補之期矣。所以古之人不以一時利祿奪其百年菽水之歡也，則奈何父母在而遠遊也哉？」情深感人，得儒家仁禮之正。在《四書》的題目下把八股文寫得如此感人肺腑，真真出乎我們的意料。

　　大結：「自攄己見」

　　康熙間的廖燕在《明太祖論》中說，朱元璋與秦始皇一樣，都採用愚民政策，但秦始皇採用的手段是焚書坑儒，朱元璋卻用八股文選拔人才。廖燕的意思是八股文是一種使人變得沒有思想、沒有智慧的文體，八股取士是一種愚民的陰謀。這種觀點在今天依然流行。事實上，明清的八股文體是經過一個變化過程的，從相對寬鬆到遍布厲禁，誇張一點說，乾隆之後的八股文體與明代的八股文已不是同一種文體。明代的八股文，除了「入口氣」、俳偶之外，除了嚴禁在八股文中宣揚莊子、列子思想之外，並沒有太多的限制，在文體格式上，它比詞曲的填寫要自由得多。明代八股文在文體上還有一個獨特的設計，在文章結束（小結）之後，專門設置了一個「大結」，這個大結的長度有時與正文差不多長，通常的情況則是數十字乃至上百字。大結的功能是讓考生「自攄己見」，在完成對聖賢義旨的準確而深入的體悟之後，再進一步融通歷史、聯繫現實，表達個人有價值的心得與見解。從大結的文體設計看，明代八股文不是強制考生被動接受儒家經典，而是鼓勵考生激發主觀能動性，把對儒家經典的體悟貫徹到對歷史、現實、人生的認知與判斷上。從成化間的王鏊、嘉靖間的唐順之，到崇禎間的黃淳耀，他們的八股文的大結充滿睿智與深刻。

　　但是，康熙16年，禁止在八股文中使用大結。這一禁令被寫入《科場條例》，直至光緒間八股文體被廢除，正式的鄉試、會試都禁止考生在八股文中使用大結。康熙帝禁大結的原因，官方給出的理由是防止作弊，明末錢謙益主考浙江時，考生錢千秋科考作弊，將「一朝平步上青雲」7個字分別置於首場7篇八股文的大結裏作為暗號，與考官勾結，事發後錢謙益受牽連被罰俸，千秋下刑部獄。廢去大結之後的八股文成了一種弱化個人意見的文體，再加上清廷的其他禁令，八股文便走到了它的末路。

　　不過在非正式考試的場合，清代的一些作者在寫作八股文時仍然使用大結。從《選刊》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康熙間的戴名世，到咸豐、同治間的錢振倫，都曾在八股文中使用大結，表現出對於表達個人見解的強烈衝動。戴名世《外人皆稱一章》題文，題目選自《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此章大意是稱頌大禹治水、周公安百姓、孔子著《春秋》而弘正氣；楊朱和墨翟則是儒家的異端。戴名世的大結說：「或曰：『老近楊，佛近墨。』則是楊、墨至今尚存，而天下卒以大亂而不治，而為聖人之徒者且為彼辨之，以顯叛孔子、孟子之道，何怪乎禽獸食人，而人且相食也。」戴名世把歷史與當今的思想界現象進行聯想。

　　八股文的文化批判

　　錢振倫的《燕人畔一章》題文取自《孟子．公孫丑》中的一章，此章記齊國破燕國後，孟子曾勸齊王趕緊送回燕國俘虜，停止搬運燕國寶器，與燕人協商另立燕王，並從燕國撤軍，但齊王沒有聽從，導致燕昭王的反抗。對此，齊王感到愧對孟子，但其大夫陳賈卻為齊王文過飾非，提出周公令其兄管叔監管殷國，結果殷人反叛，可見聖如周公，同樣是有過的。對此，孟子的答覆是，管叔為周公之兄，從倫理上說，周公自然不會懷疑親哥會背叛，聖人不掩飾過錯，有過則改。

　　錢振倫在這篇八股文的大結裏提出漢文帝摧折淮南王，袁盎為其掩飾錯誤，北宋末的澶淵之役，本為國恥，卻偽造天書以自解，「小人工為諛佞，固愈出愈奇哉！」

　　從乾隆之後的官方禁令來看，把孔、孟之後漢、宋史實引入八股文，這是犯了厲禁，必受到處罰。但錢振倫的這種寫法卻是符合明代八股文的「自攄己見」的精神的。大結是融貫經典、反思歷史、批判現實的文體空間。

　　《選刊》所收文獻對加深、完善我們對明清科舉史、八股文史的認知遠不止這些，比如紀昀《館課我法》對試帖詩學的建構、翁方綱《帖經舉隅》對明代「江西五家」八股文流派的梳理、《近科通雅集》對近代經義文的新變異的呈現，讓我們進一步貼近歷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