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通訊手段發展之後，給生活帶來信息過載等煩惱。

　　在一定意義上，《如何帶着三文魚旅行》和笑話或段子有相似之處，但如果把這本書當作純粹的消閒讀物，則未免低估了其思想內涵。書中插科打諢的篇章寄託着作者深切的人文關懷。

　　比如，在《如何面對一張熟悉的面孔》中，作者討論了大眾傳媒塑造的形象與真實世界混雜在一起，給人們造成的感官混亂。「大眾媒體想是讓我們覺得想像的東西是真實的，現在又讓我們認為真實的東西是想像的。電視屏幕給我們展示越多事實，我們每日生活的世界就會越像電影。」《如何擺脫傳真機》、《如何把電報扔到垃圾箱》等則吐露了通訊手段發展之後，給生活帶來的信息過載等煩惱。值得指出的是，這些文章都寫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時光走得飛快，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傳真機、電報、電視機等當年的先進科技已成懷舊的對象。但是，大眾傳媒、通訊技術對世界的改變依然在深化。在我們正苦惱於「秒回」「二十四小時在線」以及網絡文化對現實世界的侵染時，讀到埃科這些文字，不僅深感其兼文學家和思想家於一身，佩服其見識之深遠。

　　再如，在《如何談論動物》一文中，作者從幾個小孩在紐約中央公園動物園裏逗弄北極熊，結果被熊活活吞食的慘劇出發，談到人類對動物的態度。「自古以來，人類對動物便殘酷無情。而當我們意識到自己的邪惡後，突然態度大變，……開始說動物的好話。」西方的媒體和公共機構「對於第三世界孩子的死活不管不顧，卻鼓勵發達國家的孩子不但要愛護蜻蜓和兔子，還應該善待鯨魚、鱷魚和毒蛇。」他認為，善待動物的教育本身沒有錯，問題在於說服的技巧過於誇張，一味把動物塑造為可愛、滑稽、與人為善的形象卻大有可議之處。「我懷疑，紐約中央公園那幾個可憐的孩子的遇難，並不是因為缺乏教育，而是過度教育。他們是我們可悲良心的犧牲品。」為此，作者疾呼：「我們真應該跟孩子們說清楚，人到底是什麼樣的，而熊又是什麼樣的。」知識分子的思辨洞察和良知值守，於此流露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