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靈鳳，名作家；鄭裕彤，大富豪；阮兆輝，粵劇大老倌。前兩位已經作古，「輝哥」仍活躍紅氍毹。葉、鄭生前，並不相識，也無來往；阮兆輝只讀過葉靈鳳文章，於鄭裕彤生前也僅是在公眾場合謀面。三人可說素昧平生。然而，在本屆書展，三位人士卻幾乎有「碰頭」的機會，三人的傳記式著作同時面世，並成為相關出版社的「主打」作品。

　　可惜，一場疫症，書展延期，三書是否還會有「聚首一堂」的機會，目前難說。

　　而就個人而言，三書主人翁，葉靈鳳是先父，鄭裕彤生前是採訪工作對象，「輝哥」則是好友。更巧合的是，先兄葉大偉生前任職香港貿易發展局，主管市場推廣業務，書展是其一手創辦，惜辦到第二屆因心臟病突發逝世。家兄生前還曾開拓本地時裝展覽活動，創辦「香港時裝節」，捧紅了一批本港「名模」如文麗賢、許珊等，阮兆輝夫人鄧拱璧當年亦為其中佼佼者。她與家兄熟稔，其女曾務雪與大偉女兒嘉雯小時如同一對「孖公仔」，時常看見，也是一段舊緣。

　　人生無常，而身前身後，卻往往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交集點」。個人「適逢其會」，三書在手，感慨萬千。

　　更令人感動的是，三書三人，人生道路各異、成就大小不一，但卻不乏「異曲同工」以至「殊途同歸」之效。葉靈鳳筆耕一生、兩袖清風，但從未改變擁抱文學之初衷；鄭裕彤長袖善舞、「沙膽」見稱，但重財之外更重情義；阮兆輝七歲童星童伶出道，嘗盡酸甜苦辣、人情冷暖，但咬牙忍受、不離不棄，今日終成業界人人尊重的「叔父」，獲獎無數。

　　三段故事、三種人生，說明的都是成功絕非僥幸、做人必須腳踏實地的同一基本道理；三書的出版，非為個人「樹碑立傳」，也不是什麼「歌功頌德」之詞，能為時代變化、社會發展留下一點足跡，也為後人留下一點做人處事的啟迪與經驗，相信是三位書中主人以及作者、箋註者、出版者的共同心願，也是三書出版的最大意義所在。

　　筆耕一生 兩袖清風

　　三書中，《葉靈鳳日記》的體裁比較獨特。日記的作者是葉靈鳳，記錄的是這位三十年代上海南下作家在港生活三十多年的一點一滴，但書的另一位「作者」應是作為策劃人和箋者的盧瑋鑾女士即小思老師。正如小思在「編後記」中所說，她早在十多年前得悉葉靈鳳有日記留下，即已和我們作子女的商討整理出版，但最少我個人意見認為不宜，因我曾約略翻閱過日記，內中所記多為生活瑣事，以至交不起房租、付不出子女學費等「家醜」，出版並無意義。但小思鍥而不捨，一再解釋出版是要為文壇留下一點南下作家在港生活和寫作的資料，文人生活拮据亦非醜事。小思的誠意終於打動了我們兄弟姐妹，大家同意將父親日記付梓。

　　因此，可以說，沒有小思老師的堅持，還有三聯書店侯明老總的支持，根本不會有日記的出版。而事實證明，經小思策劃和箋讀、中大中文系高級講師張詠梅註釋，還有三聯書店張艷玲統籌、許迪鏘和許正旺編輯、曦成設計、陳先英排版後與讀者見面的《葉靈鳳日記》，是有價值和意義的。無疑，書中所記多為生活瑣事，家父下筆時顯然只為記下當時生活上一些事情，並無公開發表或留諸後世之意，不像已故陳君葆伯伯的日記，所記各事多有詳盡的背景介紹，但唯其如此，家父日記顯得平實可讀，翻閱之下，就像看見一位已經兩鬢斑白、視力欠佳的老作家，為養家活兒仍要在燈下奮筆疾書，而令人最驚訝或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日記主人沒有一日不寫作、沒有一日不讀書，生活中唯一的、也是最大的「享受」就是買書和讀書。什麼叫文人、讀書人，日記提供了真實的答案。

　　日記中，父親和文化、新聞界朋友見面聚會，提到了不少書名、地名和人名，不知就裏者讀來會很吃力，這就全賴小思老師「一五一十」地作出了對照歸納闡釋和解讀，令日記內容顯得更為清晰和「立體化」，這完全要歸功於箋者的功力與貢獻。

　　家父生前，三十年代上海「左聯」時期和香港淪陷時期的經歷，包括與魯迅先生的「筆戰」，一直為文壇所關注。小思在編後記中談到，她無意要為葉靈鳳解釋或「開脫」些什麼，但事實是，讀畢日記和小思的箋語，對葉靈鳳一生肯定不會得出什麼「漢奸文人」之類的結論。小思在「編後記」中說：「從葉靈鳳的一生，可以看到一個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往往活在某種政治夾縫中，現實與理想的衝擊不斷，內心感到矛盾與痛苦纏繞不解。……一個知識分子忠心不移的愛國，真需要時刻增添『面對人生的新的勇氣』（見葉靈鳳《北窗談書錄》後記）。」

　　而在我們作為兒女的眼中，父親一生愛國，長期供職《星島日報》，受當時新聞界「右派」人士掣肘，但毅然多次赴京參加國慶觀禮活動，又長期為《大公報》、《新晚報》、《文匯報》撰稿，並開創本土歷史文化研究之先河，生前珍藏證明香港自古為中國領土的《新安縣志》，言明此書一定要送回內地，在生計最困難時英、美研究機構出六位數字求售也堅拒，此書後由家母贈與廣州中山圖書館收藏。

　　至於說，家父既一生愛國，為何又戀棧香江而不北返？這裏面，一是子女眾多的「家累」，二是摯友夏公（夏衍）的肺腑之言。五六十年代，父親曾多次訪京，與夏公見面，不是沒有提出過北返意欲，但一有「潘漢年事件」在前、二是當時文壇已呈「山雨欲來」之勢，夏公勸父要三思緩行。果不然，夏公本人其後即飽嘗批鬥苦頭。我於「文革」結束後赴京看望夏公，及陪同母親往廣州看望夏公與周揚先生，均曾重提此事，夏公一再提到幸虧家父聽其勸告沒有北上，否則後果「可想而知」，家母也一再代全家人向其致謝。

　　刻苦奮鬥 「醒目」過人

　　當然，與一位文人生前日記相比，《鄭裕彤傳》可說是味道完全不同的作品，但歷史文化價值和社會意義不減。人稱「彤叔」的鄭裕彤，十三歲「鄉下仔」奉父命由順德家鄉往澳門金店投親，一直輾轉來到香港，最終成為金飾、鑽石、地產業鉅子，是典型刻苦奮鬥加「醒目」過人的成功商人。但難得的是，傳記中一不炫富、二不吹捧，所記皆為「真金白銀」般的事實，全部有年份、人名、地名及相關法例等以及佐證，絕對經得起推敲。讀畢未聞「銅臭」，只覺「書香」。

　　事實是，一本好的傳記，除了人物一生事功外，對讀者來說，最重要的是讀來有趣味和增見聞、長知識。《鄭裕彤傳》在這方面做得甚「到家」。自當年省港澳一帶的民風社情、經濟活動到地理環境、政治變遷，都有簡要描述，更難得的是對早年本港黃金買賣、鑽石進口以及投地建屋，合夥做生意，「有錢大家賺」等業界活動都如數家珍，令讀者看得津津有味。為富豪立傳，能重社會影響而輕個人財富地位，鄭家後人能有此胸襟量度，兩位作者王惠玲與莫健偉，秉持學者實事求是。認真負責的治學態度下筆，都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彤叔」生前為人低調，鮮有接受傳媒專訪，但在一些公開活動上也可感覺到其人無架子，賓客滿堂也不忘與記者打個招呼、聊上兩句。而有趣的是，家父生前阮囊羞澀，當然不會是金舖常客，但《鄭裕彤傳》中提到的鄭生前好友、「金王」胡漢輝，與家父在香港三年零八個月中卻有一段不一般的「淵源」，當時胡以「水客」身份穿梭港與內地，實則為重慶政府在港搜集日人「資料」，而負責為其提供書刊報紙、文化資訊的正是家父葉靈鳳。事情由胡漢輝生前在訪問中親口透露，成為香港淪陷時期重要史料之一。

　　《鄭裕彤傳》序言作者之一的冼為堅，為傳記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對「彤叔」生前的行事為人作風包括喜好「牌局」、高球、旅遊都有生動的描述。冼博士與中文大學馬臨校長（已故）及金耀基、陳方正、楊綱凱等教授相熟，對楊振寧教授當年拿諾貝爾物理學獎為國爭光更是推崇備至，二○○二年，個人應中大出版社之邀為楊教授八十壽辰撰寫《人情物理楊振寧》一書，因此時有機會與冼為堅伉儷見面，冼先生待人謙厚，對科學家、學者由衷敬佩，是坐擁財富而尊知識、重人才的典範。

　　為人坦率 做戲「鬼馬」

　　而必須「坦白」的是，文中所提三書，個人最喜歡的是阮兆輝的《此生無悔此生》。書名中的第一個「此生」，是「這一個文武生」或「這個小生」之意，連同前一本自傳書名《弟子不為為子弟》，即當不了孔孟弟子而成為「梨園子弟」，已可見「輝哥」為人之坦率及做戲「鬼馬」的一面了。

　　「此生」七歲拍電影、八歲入戲行，水銀燈下、紅氍毹上，活躍近七十年，其經歷過的大小事件、接觸過的紅星紅伶不計其數，堪稱「戲包袱」和「活字典」。更難得的是「衣帶漸寬終不悔」，到今日人人尊稱一聲「輝哥」、榮登「叔父」輩，仍不改其「戲迷」以至「戲痴」的本色，鑽研講學、滿腔熱誠。書中所記少年時台上唸錯「口白」、搞錯「介口」，入後台即被師傅「牛榮」麥炳榮破口大罵的情景，令人捧腹。還有一九五五年，與馬師曾合拍電影《父母心》，因家貧隨父登台賣藝，小小年紀不識字，將路牌「三義路」唸成「三又路」，被觀眾「柴台」哄笑而摔倒在台上，更是笑中有淚的「代表作」。

　　「此生」書中對粵劇未來的發展前景「謹慎樂觀」，對特區政府資助粵劇的「官樣文章」提出了「一針見血」的意見，對時下粵劇新秀缺乏勤學苦練、只想當「正印」的心態提出了嚴肅的批評。對所有真正愛好中國戲曲文化的人來說，「此生」說的都是真話，而只有真話才會有值得重視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