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下午，河南省文聯主席、著名作家劉震雲在省人民會堂作《文學、哲學與故鄉》的專題講座。他指出，文學不僅僅是生活的反映，好的文學也當出現在「生活停止的地方」；優秀的作家一定要有學院派的見識與知識儲備，對世界、對生活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見，要當知識分子而不是「知道分子」。
他從古今中外的眾多偉大哲學家談起，無論是先賢老子、孔子，還是古希臘的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他們都對世界有着獨特且深入的思考。哲學不是詰屈聱牙，而是用質樸的語言講出深刻的道理。因此，應當考慮文學與哲學的關繫，做到「厚德載物」，即以深厚學問載動創作。劉震雲指出，文學不僅僅是生活的反映，好的文學也當出現在「生活停止的地方」；優秀的作家一定要有學院派的見識與知識儲備，對世界、對生活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見，要當知識分子而不是「知道分子」。
基於上述觀點，劉震雲指出，文學的底色一定是哲學，好的文學作品一定有哲學的支撐，語言藝術、文學修養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背後思想的含金量。從白居易「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李商隱「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李白「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陳陶「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到倉央嘉措的《那一世》與鮑勃·迪倫的《答案在風中飄揚》，這些古今中外的詩詞名句都做到了「功夫在詩外」，浸潤着辯證的哲思。
講到此處，劉震雲還提到了以DeepSeek為代表的AI，他認為AI不會影響到未來的文學創作。DeepSeek是一個大數據，它能把所有過去已有的知識進行融合，就像在國際象棋中，電腦是可能戰勝人的，但要在已有的知識上進行再創作，這個肯定不行。他幽默地說，「DeepSeek知道《紅樓夢》《西遊記》怎麼寫，但永遠寫不出《一句頂一萬句》。」
文學出現在哲學停止的地方
劉震雲強調，所謂「文學的底色是哲學」，這並不是說要把文學寫成哲學，而是說，在哲學停止的地方，文學出現了。他生動地解釋道，「哲學是力圖把這個世界說明白，但是這個世界總有一部分事情說不明白，既然說不明白，就需要文學藝術了。」
哲學總是涉及到思辯，劉震雲認為，「其實世界上並不存在對和錯，凡是爭論都是相對的，爭的無非是大對還是小對，是目前對還是長遠對。」應用到文學創作中也是如此，角度和結構至關重要。劉震雲以自己的中篇小說《新兵連》為例，通過新兵李勝兒的遭遇，進一步說明小說的人物結構如何考量一個作家的思辨能力。
在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中，劉震雲將目光投射到賣豆腐的、殺豬的、剃頭的、染布的、破竹子的這樣一群「平時不大愛說話的人」，他們萬千的心事匯成無聲的洪流，改變有聲的世界。通過書寫這些人物，小說呈現出哲學辯證的思考，尤其是意大利傳教士老詹這一「外來因子」的介入，讓這些「不愛說話的人」之心聲自小說文本深處浮現。
此外，劉震雲小說中的「出走者」形象也同樣值得關註，如《一句頂一萬句》中的私塾先生老汪，因失去小女兒燈盞遠走他鄉。「介入者」和「出走者」這兩類人物，不同於傳統的鄉土小說，局限於一時一地，而是從世界看延津，用質子攪動原子般的張力讓作品富有哲學意味。
河南的味道越多 中國的味道越濃
哲學是文學的底色，也是生活的底色。在劉震雲眼中，在故鄉延津，村莊裡的父老鄉親都是「哲學家」。劉震雲拿自己的姥姥舉例，姥姥不高，一米五的個頭，但每次割麥都比別人快，有一次他問姥姥為什麼最快？姥姥的回答是：「無非是我在別人直腰時，我從來不直腰，都是趁着別人休息的功夫，我又往前割了。」劉震雲主席說，「這是一個普通的中國農村婦女留給我最大的遺產。」
從《塔鋪》《一地雞毛》，到《1942》《一句頂一萬句》《我不是潘金蓮》，一直到《一日三秋》，老家延津是劉震雲筆下永恆的題材。劉震雲說，「有人問我，你是不是想像福克納那樣畫一張郵票？我說我不是畫郵票，僅僅是因為家鄉他們吃的什麼、用的什麼，他們的笑容和眼淚，他們的話術和心術都在我的感情和血液裏，我寫起來比較方便。河南是我的老家，老家經年累月、潛移默化一直在滋養着我的成長和文學創作。從哲學的角度來說，我認為，河南的味道越多，中國的味道就越濃！」
河南的風土人情滋養着劉震雲，河南人的幽默也鋪就了劉震雲作品獨特的幽默底色。劉震雲認為，河南人的幽默是一種生活態度，會用「玩笑」的方式處理重大的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這是一種智慧。當用幽默的態度對待嚴酷的事實，事實就會變成一塊冰，把嚴酷的事情融化了。
河南省文聯黨組書記方啟雄表示，劉震雲主席的專題講座既紮根現實土壤，用筆鋒雕刻時代中的眾生相，又以哲思照亮人性深淵，剖開平凡日常裏不平凡的生命力。當作家以筆為橋，連通過去與未來，鄉土與星空，文學便成為離鄉者永恆的歸途，哲學成了生活最深情的註腳。在故鄉河南「四高四爭先」的徵程中，創造高品質生活，既需要物質的豐盈，更需要文學的滋養；奮力譜寫中國式現代化河南篇章，既呼喚好的政策的引領，也亟待我省作家以筆為犁，深耕鄉土文明的沃土，讓文學成為時代精神的原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