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祿米倉東巷（倉東夾道）往東是糧店，再往東是著名的智化寺 網絡圖片

　　周肇祥是清末舉人，民國成立後，在四川、東北和湖南當過官，晚年任團城國學書院副院長。他在金石書畫之學上造詣頗高，曾擔任北京古物陳列所所長，自述「余保愛古物如手足之護頭目」，古玩界稱之為「周大鬍子」。一九二七年在北京倡議成立中國畫學研究會，自任會長。周氏一生着述頗多，《琉璃廠雜記》是他的一本筆記體遺著，以琉璃廠見聞為中心，兼及北京乃至各地的名勝、風物，廣收博覽，很有意思。

　　尼 三

　　《琉璃廠雜記》首先是周肇祥搜羅、賞玩古物的一部「淘寶經」。周氏巨細無遺地記錄了他在琉璃廠等地淘到的各種古物，為研治考古者提供了一部很好的索引。然而，透過古董家的眼睛，我們還能從古董市場的興衰，觀察到世運的變遷。這一點，對於不以古玩為愛好的讀者來說，可能更值得注意。譬如，作者在一九一三年隨手記下的幾則：「小市、夜市為古物出產地。近則觸目皆舶貨，尋常日用者多日本製也，為之驚嘆。」「自洋墨汁、天然墨盛行，石硯幾成廢物」。彼時中國的大門已被洋人大炮轟開半個多世紀，洋貨伴隨洋槍全面進入民眾生活，即便古董家逛夜市時不經意的一瞥，也能感受到遲緩的中國民族經濟遭到的毀滅性衝擊。當然，對於周肇祥而言，比這更嚴重的問題，也更令他揪心的，則是二十世紀頭二十年間，古玩行業及其內蘊的文化氣質逐漸式微。

　　古董裏的世運

　　在一則筆記中，周肇祥不無哀傷而氣憤地寫到：「琉璃廠生涯日落寞。老估輩經過全盛，金錢豐滿，置田宅，擁妻妾，長子孫，不輕出。而夥友徒弟年輕眼淺，未親炙士夫，日習於市猿巧，故有多家，入門見其人即作嘔。如古雅之徐估、悅古之楊估、賞奇之楊估，皆墮此惡道。尋常一物，問其價則朝夕不同。若取歸玩看，價益婪索。不曰某洋人已給值若干，某銀行經理、某鐵路總辦給價若干，其言齷蹉不可聞。及數日如售主，過其門又局蹐如轅駒，余嘗謂若輩直須餓死乃乾淨耳。文墨之林而廁此豎，金盤盛狗矢矣。」

　　短短一段話，為我們生動地展現了這樣一幅景象：洋人、銀行家等新有錢人群體漸次興起，取代傳統文人成為琉璃廠的常客，他們揮金如土，大肆收購古物，打破了百年來文人墨客與古玩商之間的默契，也破壞了琉璃廠的文化生態。「郡縣誌初不值錢，數百文可得一部，近東洋人收支，忽至倍屣，明代舊誌竟不可物色矣」。琉璃廠買家群體的改變，同時還改組着賣家的心態，前清咸同年間「物有定評，人知矜重」的風氣蕩然無存，逐利成了古玩商的唯一目標，奸商也就屢見迭出。周肇祥在書中記載，有一個關姓古玩商賣給他十五方古印，入水一洗，其中四枚的鈕竟然脫落下來，原來這些古印是經過黏補的。

　　然而，畸形的繁榮景象沒能維持多久，一戰爆發後，在華洋人多奉調回國，喜好古玩的京城政學兩界人士，也因受時局影響，薪俸不能按時支取，很少涉足古董舖，一時間「廠肆冰清鬼靜，甚於民國元年」，「東四牌樓一帶，入其屋，莫不垂首喪氣」，「老輩皆謂開業以來所未有」。再往後，國內戰亂不息，人心更是惶駭。一片蕭條之中，周肇祥也有過幾次「抄底」成功的經歷，「石竹何估於河南六十番獲一罐，歸未久，歐戰起，半年未售，損值以歸我。」但是，這並不能抵沖他心中的落寞，畢竟，他清楚地看到，「廠肆百年來講體面、重道義之風掃地無餘，只有所謂詐欺取財，而無所謂公道之行市矣」，在這升降變化之中，傳統士大夫寄託閒情逸趣的這片精神家園正在沒落中趨於消亡。

　　散了架的民國

　　實際上，對時局的淡淡哀愁，始終瀰漫在《琉璃廠雜記》的字裏行間。不論遊山訪寺，還是賞玩古書古硯，周肇祥常從一事一物的觀感中引申出對時人精神狀態的評點，其中不乏洞見。他發現，京師的大寺廟多創於明，即便元代以前的寺廟，明代也進行了重修：「工築之精偉，今尚都可考。」清乾嘉之後，情況發生了改變，修寺之舉殆絕，工料也遠不及明。周肇祥在書中記載了不少敗落的大寺。比如，朝陽門內祿米倉的智化寺，本為東城第一大剎，建於明代，數百年未修，殿宇多完好，但此時西偏殿成了陸軍被服廠，其他一些屋子被出租給小販，「住窮漢二百人」，寺南的維摩庵也廢為民居，「其址莫可尋矣」。觸目蒼涼之下，周肇祥喟嘆：「凡事無偉大堅久之思想，即無偉大堅久之建築物。觀其建築，可以知其民性；審其民性，可以卜其興衰。」

　　現在有些人說起民國，總是文質彬彬，鶯歌燕舞，羨煞今人，這固然也是部分事實。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民國還有軍閥混戰，民生凋敝、社會疾苦的一面。在周肇祥的筆下，我們便能看到這樣一個散了架的民國。一九二二年他記到：「殘年急景，首都之市暗淡寂寥，建國以來未嘗有。除夕前『鹽餘庫券』成，各署始發薪，市上稍呈活氣，大抵飲食、香燭之肆為然，古董舖、書舖仍冷落也。」所謂「鹽餘庫券」，為北洋政府所舉內債之一種，因發行總額為一千四百萬元，史稱「一四庫券」。又因以鹽餘為擔保，也被稱為「鹽餘庫券」。在當年的雜記中，作者還留下了「廠甸一年不如一年，使人氣索」的喟嘆。又過了兩年，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自東北兵事起，市面日更寂寥。近則日用所需諸物外，幾無問者。戲園停演，城南遊藝園被封，飯館多閉門，遑論古董肆。」在慘淡的時局中，人們自然不願花錢買這些「不可衣食之物」，「過海王邨，疾首蹙額者相望，其冷落愁苦之態，與辛壬之際捋無殊，惟日盼和平之神早予以幸福而已。」曾是正陽門外綢緞洋貨業巨擘的瑞蚨祥，平時日售千金，現在不及十一。始創於明末的致美齋飯館平時到了傍晚就座無虛席，現在卻食客寥寥。中和、廣東等戲園相率停演，門可羅雀。人力車夫一天掙不到一百個銅錢。古董舖更是蕭條，年底收帳，「各舖所得不及十之一二，退貨者紛然。」

　　在這樣的困境下，普通人的生活當然也不會很舒坦，以交通而言：「兵興以來，三面幹路交通破壞。京津二百四十里，車甚或一晝夜始達。至不能坐，或坐不能屈伸，車上無食飲，亦無便溺處，視坐客如犬羊也。」習慣了「高雅」文化生活的讀書人，精神生活更是遭到不景氣時局的狠狠狙擊，連須臾不可離棄的書也不那麼容易親近了：「古人刻書重流通，今人刻書在圖利。書估以為士夫可如此，我曹何擇焉。於是坊間視書若奇貨，舊書因如骨董，即私家局版亦任意婪索直，無標準之價，而買書者乃受其毒。誰生厲階，當為今之士夫惜之。」平日調劑精神的書畫娛樂也令人不爽。北京的裱匠以前十分細心：「近年來無眼之人日多，草草打發，絕不挑剔。工人遂習於玩忽，反覆叮嚀，冥然罔覺也。」想要裝裱一幅好畫，不但要多費錢，而且要多跑路。

　　在《琉璃廠雜記》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周肇祥作為一個傳統文人，知識世界中雜博的一面。除了古玩、書畫、學問，對於插花，他也頗有想法。「梅、杏之屬，可以一枝獨插，其他宜二三枝同插，高低向背，掩映成趣。」「白地青花之瓶，亦宜插各色之花。」談到書法，也很內行。「楷書行筆宜疾，草書行筆宜緩。」疾，不是快，而是氣勢流暢，下筆堅迅，「能以神行之謂也」。緩，也不是遲緩，而是規矩不逾，「而能委曲盡變之謂也。」他似乎也是個夠格的「吃貨」，讀到《真臘風土記》裏有「鱷魚肚甚脆美，可食」，就認真抄錄了下來。

　　愛操心的雜博文人

　　周肇祥也記錄了不少時風世情，比如京師一度流行推拿之術，甚至還記載了一九二二年北方梨子豐收，價格下跌。有時則流露出文人特有的調皮，東光縣的梨子個兒大且色香味皆全，「正如二十許旗下美人，無所不佳也」。看來聽來的一些奇聞異事、政壇傳說，甚至一些不經之談，也被周肇祥記錄備考。比如宣統皇帝吃東西時喜歡吐舌頭、走路又輕又快，因此傳說是醇親王園中的大蛇轉世投胎等。

　　周肇祥生於一八八○年，卒於一九五四年，人生大半在現代中國度過，但骨子裏是個傳統文人。與現代知識分子不同，傳統文人的學問大多是從生命體驗中得來，與現代學術體制下的學問獲得機理有較大差異。因此，我們很難在《琉璃廠雜記》中歸納出周氏某種成系統的思想或學識，然而，在這些零敲碎打的筆記中，卻可以感受到他對國事的掛懷。比如，對當時各國所謂「考古家」「探險家」在中國北部肆意發掘，掠奪文物，周肇祥憂心忡忡：「他日有從事考古美術地質諸學者，反將於外國求之。貧子衣珠而不知自寶，其我國之謂矣。」對頤和園昆明湖被承包給一個姓馬的安徽人養魚，年租金六千元，此人竭澤而漁「惟日事網取賣錢，不盡不止也」，周肇祥心痛、氣憤又無可奈何。與此同樣重要的，則是他對文人節操的珍重，「士大夫眼中不可無生機活潑之觀，胸中不可無磊落嶔奇之致，即小事能以見大，雖戲玩亦足知人」，「無高尚娛樂之人，其識見必不能超拔。非刻苦卓絕之士，其品性必不能堅貞」。雖然周肇祥的人品有時受人指摘，高拜石說他騙人地產，鄧之誠說他爭人水源，「其人實無賴，不足憐也」，但似乎也不可因人廢言，周氏畫在《琉璃廠雜記》裏的這幅浮世繪，至今依然有警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