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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曼玲

　　有伯樂沒有千里馬是時代的悲哀，有千里馬沒有伯樂是時代的遺憾。而《大公報》與范長江，便是在恰逢其時的年代裏產生了交集，成就了中國新聞史上的一段佳話。

毛澤東與范長江

　　自1933年開始，還在北大哲學系讀書的范長江就為北平《晨報》、天津《大公報》等積極投稿。隔年，中國地質學會在北平召開年會，許多專業記者只對會議作簡單報道，而作為業餘通訊員的范長江卻將消息寫得生動又深刻，受到《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的賞識。唯才是舉的胡政之特地到北平約見范長江，希望他專門為《大公報》寫稿，每月由報社付給他15元固定稿費，而不再按稿計酬。從此，范長江正式跨上新聞舞台。

　　1933年7月，范長江發表西部考察計劃書，向各界發出呼籲，希望得到經濟資助，但應者寥寥，只有《大公報》對其表示支持。范長江後來說：「《大公報》那時在全國聲望很高，有了《大公報》的正式名義，又經常在報上發表我署名的通訊，還有《大公報》在全國的分支機構可以依靠，雖然我的經濟情況那時還很困難，常捉襟見肘，但我活動的局面已經打開了。」

　　隻身一人進入荒涼無比的大西北，涉足兵荒馬亂的圍剿前線，這對常人絕對是不可能想像的任務。但范長江卻豪情壯志地許下誓言：「男兒當以馬革裹屍還葬耳」，騎着一匹馬，扛着一桿槍，揣着一支筆就上路了。

　　1935年5月，他從成都出發，經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肅西固、岷縣等地，兩個月後到達蘭州。稍事休整後，他又向西深入到敦煌、玉門、西寧，向北到臨河、五原、包頭等地進行採訪。期間穿越崇山峻嶺，踏遍屍骨橫陳的戰場，沿途寫下了69篇旅行通訊，刊發在《大公報》重要版面。

　　當中很大一部分，記錄了他在西北耳聞目睹的社會現實，以其引人入勝的描述、入木三分的議論、廣博充實的知識，和質樸的民族主義、民主主義情懷，感動了千千萬萬的讀者。

撰寫首篇紅軍長征報道

　　更引人注目的是，范長江的西北行與紅軍長征線路交錯重疊，他根據自己一路的考察和採訪，寫下了《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一文。這篇文章以大字標題刊登在《大公報》要聞版上，由此誕生了世界上第一篇公開披露紅軍長征的新聞。

　　此後半年，范長江又先後撰寫了《毛澤東過甘入陝之經過》、《劉志丹生平》等大約十篇有關紅軍長征的通訊。它打破了國民黨宣傳機器所散布的紅軍即將被消滅的謊言，為紅軍引來億萬雙關注的眼睛，把社會民眾心中的希望之火撩撥得更旺了。

1930年代天津大公報社出版的范長江名作《中國的西北角》

在當時的國民黨統治區，公開發表文章，敢直書「中國共產黨」、敢稱「紅軍」、敢在行文中給「剿匪」加上引號的，范長江是第一個。1936年下半年，這些旅途通訊結集為《中國的西北角》出版後，屢售屢罄，3年內再版9次，社會矚目之程度可見一斑。

　　對於范長江歷盡艱辛採寫的這些揭露西北地區當權者種種弊政、反映西北民眾悲慘生活的旅行通訊，《大公報》始終在顯著位置刊載。1936年8月，范長江成為《大公報》正式記者，月薪60元。

　　1936年12月12日，震驚國內外的「西安事變」爆發。為了解真相，范長江決定涉險去西安、延安進行採訪。1937年2月，周恩來在西安熱情接待了這位年輕的戰地記者，「你在紅軍長征路上寫的文章，我們沿途都看到了，紅軍幹部對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他十分讚賞地說：「你和我們紅軍沒有關係，我們很驚異你對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

毛澤東親筆致信道謝

　　2月9日晚，毛澤東在鳳凰山窰洞裏會見范長江，就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當時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了精闢的分析。范長江茅塞頓開，「覺得中國的出路徹底找到了。」而這次不平凡的紅色之旅也讓范長江成為第一個由白區進入紅色政權中心——延安，向全國報道紅色區域情況的中國記者。

毛澤東致范長江的親筆信

　　2月14日回到上海後，范長江把陝北採訪和見聞，寫成《動盪中之西北大局》一文，不僅報道了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而且宣傳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胡政之認為此事非常重要，當夜親自改稿，並坐等檢查結果，當時國民黨新聞檢查所對此稿不敢放行，胡頂住壓力決定『違檢』一次，發表再說。范長江曾說，「對於這個新聞的把握和發表堅決方面，胡先生的做法，實在是可以稱道的。」

　　2月15日，《動盪中之西北大局》一文發表，像一枚重型炸彈震動了上海，並迅速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時值國民黨三中全會，當天下午報紙一到南京，「與會人員對於西北大勢之實況皆大為震撼，因為和蔣介石上午講的完全不一樣。蔣介石大怒，把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叫去大罵一頓。

　　報紙運到延安，毛澤東看了范長江這篇文章後，非常高興，親筆致信，以「弟」自稱：「長江先生：那次很簡慢你，對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們都看過了，深致謝意！寄上談話一份，祭黃陵文一紙，藉供參考，可能時祈為發布。甚盼時賜教言，匡我不逮。弟，毛澤東。」

創造中國現代新聞史「三個第一」

　　西北之行後，范長江已是名滿全國的大記者，擁有眾多讀者和崇拜者。《大公報》對他也十分器重，1938年4月，他從前線採訪繞道漢口，受到英雄式的歡迎，張季鸞親自主持宴會為他洗塵。當時《大公報》一些老員工對范長江在旅差費方面花費較大頗有微詞，主張限制他的活動範圍，愛才如命的胡政之特別為其開脫道，「這幾年我們《大公報》在銷路上打開局面，主要靠范長江吃飯，不要去打擊他。」後來范長江談及胡政之總是充滿敬意，「他從來沒有在政治上說過我的不是。他甚至對我示意，要我將來繼承和主持《大公報》的事業。」

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右一）在台兒莊前線與將領合影

　　在其成就卓著的記者生涯中，范長江曾創造了中國現代新聞史上「三個第一：他是在國內報紙上公開如實報道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人；也是突破新聞封鎖、向「國統區」報道西安事變真相的第一位記者；同時是國內以記者身份進入延安採訪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並如實報道陝北革命根據地情況的第一人。而這三項「第一」，均是他在《大公報》工作時所取得的成就。

　　可以說，范長江在新聞界的崛起與《大公報》追求「真確之發現與忠實之報道」（胡政之語）是分不開的。在當時的局勢下，《大公報》顯示了一張老牌報紙的承擔力和責任感，給了范長江施展才幹的機會，並為其承擔了一定的風險。正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公共平台，青年范長江才能以他富有才情的筆調寫出真實的中國一角，著就諸多新聞史上的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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