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最近一两年的演变发展，香港的政治似乎是扑朔迷离、杂乱不堪，令人看不清楚未来趋势。

　　假若单纯看政党政团和选举的生态，混乱只出现在反对派阵营。一是“泛民”的政党出现新老世代更替，而在更替中间出现不少矛盾，致更替产生出纠纷，更演变成政策主张的分歧。二是激进派群体因“佔中”的衝击，冒出不少新的组织与群体，在激进派中间的竞争亦催使他们的言论与行动竞相进一步激进以争夺媒体和群众的支持。由此从对抗政府走上“港独”的道路。至於从“泛民”政党脱离出来的所谓温和民主派，失足於区议会选举，似乎除了製造话题外，发展较慢，影响亦扩大不了，不成气候。整个形势似乎是反对派阵营内部趋於分化和对立。其中没有任何人或组织有足够的威信，在九月立法会选举中进行协调。在激进派系当中，此种分化、恶鬥的现象尤为明显。

　　影响选票因素短期难扭转

　　不过，部分媒体与政治评论员的看法却并不认为反对派会在选举中失利。他们主要的理由是香港的年轻人大多激进，支持所谓本土与“港独”。而年轻人会是九月选举的主要新动力，将带来新的大变。这样的理由依据是近一两年在“佔中”反政改後青年激进组织纷纷冒起。不过，九月立法会选举是决定於选民取捨。而政府数据显示，相对於上次立法会选举，今年新增的选民人数，年轻的比老年的少。若以年轻人作为支持激进反对派（包括本土与“港独”）的主力，因此未必会大幅扩张其选票支持数目。而近月冒起激进政治组织，实际的数目不多，人数有限，声势被传媒过度渲染而已。九月选举中激进政治势力能否克服相互的恶性竞争，借支持选民人数增加来取得更多的议席，颇难估计。支持的选民增加有限，僧多粥少，反而有可能掉失议席。

　　香港近月经济转差，社会的心理预期趋於悲观，对九月选情和大多数人的政治感觉会有所影响。但是，未必如西方社会那样，香港经济不景导致政治全面极右化。相反地，社会大众会看清楚自“佔中”以来的种种政治化活动对经济的破坏。最明显的是反水货、反自由行，以及深圳居民由“一签多行”改为“一周一行”所引致内地旅行团与遊客来港减少，本地零售陷於严冬，失业问题开始显露。对就业与收入受到直接打击的一群，及愿意理性地看待事物变化的中老年人，会否反思香港近年的过度政治化，而在投票行为方面有所反映出来呢？

　　香港社会长期存在?“反共”心理，这不可能在短期内转变，加上媒体的负面报道，每年的宣传。即使至今已二十多年，中国内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这种“反共”心理反而在“佔中”和反政改中被刺激起来。另一方面，回归後香港教育没有进行“非殖化”，且借课程改革增添了许多外来因素，把原来仅有的中国传统因素进一步压抑减少。这便造就了回归以来培养出来的年轻人背离中国传统和内地因素，出现所谓本土化、“港独”的思想倾向，教育已成为“去中国化”的重要体制性因素。同样地，在短中期内难以扭转。在这样的背景下，九月立法会选举反对派要取得佳绩不易。但是，“反共”心理与教育“去中国化”结合起来，香港的政治发展仍然朝?有利於反对派的方向推进。九月立法会选举对反对派的制约因素来自他们内部的竞争、衝突与矛盾。一旦世代更替完成，各派系协调成功，形势便会改变。

　　建制派要寻求再发展之道

　　另一方面，九月立法会选举的结果，同时取决於建制派的表现。各派系的协调相信不难，但难在建制派缺乏真正的政纲，对香港克服当前困境、重新出发，缺乏认识和主张。选民可寄望建制派议员求稳，却不可能期望他们带领香港寻求再发展之道。就算他们在九月立法会选举裏获胜，只是因为反对派不济。没有政纲，也没有团结，建制派才有机会。而在选举後，纵使建制派保有大多数议席，就如今届立法会，同样会流会、同样地被“拉布”破坏议会的进程。建制派议员的多数议席没法领导立法会与行政部门配合。

　　而若九月立法会选举，反对派失利，他们必然检讨和调整策略，明年特首选举便仍然会面对政治挑战。香港政治或许在议会攻略之外，还要从根本和长远考虑。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