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公民党成员曾健超在“佔中”期间公然袭警罪成，法院判其囚禁五周。虽然这也符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之意，但民间对此判决，还是议论纷纷。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曾健超的判刑是否过轻了？法官认为，曾健超案发时泼洒有异味的不明液体，将无辜警员当作代罪羔羊及出气袋，是极大侮辱及挑衅，犹如向警员吐口水，亦不见他有悔意。在普通法地区，警员是维护法治的重要基石。因为警员正常执法必须得到充分保护，故将袭警视为严重罪行。尤其当袭警者故意为之，且没有悔意时，理应受到重罚。所以，当曾健超只被判囚五周时，人们会很自然地将此案与其他案件进行比较。当他们看到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样在“佔中”期间被人掷动物内脏，三名被告却分别被判囚9至18周时，就会觉得不可理解：既然不明液体与动物内脏同属於污秽物品，袭警与袭击普通人应该是性质不同的，为什麼袭警者没有受到更重的处罚？面对广大市民的这种疑虑，政府应该认真研判案情，如果认为判决确有不当之处，就应该考虑提出上诉。

　　第二个问题是：有人在报上刊登文章，堂而皇之地将曾健超袭警案说成是“政治司法化”，认为这是香港政府将司法作为处理政治问题手段的结果。本文认为有必要对这种言论展开讨论，并且认为，这种“司法政治化”言论的目的可能是为违法犯罪者开脱，如果不予以澄清和纠正，就会对香港的法治有巨大的杀伤力。本文更要指出，这种误导性言论的危害性很大，因为它不仅为非法“佔中”翻案，也误导年轻人为了所谓的“政治追求”可以袭警和破坏香港法治。

　　“政治司法化”的迷惑力

　　为了抹黑香港政府依法追究违法“佔中”者，有人搬出台湾“行政院长”林全最近宣布撤回对太阳花学运126人的控告为例，认为撤告这件事情是台湾现政府正确解决政治问题的範例。言下之意，香港政府也应该视“佔中”与太阳花学运一样，不对“佔中”违法者追究法律责任。否则，就是政府用司法手段处理或压迫参与政治运动的人士。

　　太阳花学运又称“318学运”，或佔领“国会”事件。根据台湾《刑事诉讼法》第252-254条规定，撤销控告或不起诉必须符合法律要件。台湾的“国会”是民意公共机构，抢佔和毁坏公物行为，显然不属於轻微刑事案件，是否可以任性撤告，大有商榷馀地。尤其是据媒体分析，太阳花学运表面上是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其背後的操盘手就是搞“台独”的民进党。但是，民进党上台执政後，为了感谢这些衝击和佔领“国会”的“勇士们”，对他们宣布撤告，不得不令人怀疑是牺牲法治的利益交换。难怪前“行政院长”江宜桦就投书报章，斥责林全的决定是“只问政治，没有是非”；国民党立委陈学圣日前还向检方特侦组告发林全渎职。

　　其实，林全的这种撤告做法并不奇怪。试想，林全前几天为了媚日而说慰安妇是出於自愿的，虽然事後试图澄清，但已经让人看穿其政治立场。这样的人当然也会为了政治目的而牺牲台湾的法治。可以肯定地说，林全的撤告决定是进一步破坏台湾的法治形象。是将违法犯罪包装成政治问题，用所谓的“多一点和谐、少一点衝突的原则”去纵容违法犯罪，为的就是要犒劳衝击上一届政府的“有功”人士。

　　林全的撤告决定，更打击了台湾警员的士气，警员是台湾法治的维护者，却被阴损为“违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原则”，因此要背负“滥用权力”的罪名。

　　另一种“政治司法化”倾向

　　林全的撤告决定，还有一个糊弄人的地方，就是企图用所谓的政治手段去解决法律问题。这恰恰犯了法治社会的大忌。法治意味?任何人都不能高於法律；法治意味?违法行为必须受到追究。法律中当然会有不起诉的特别规定，但只要符合严格要件者，才可不起诉或撤诉，不可任意决定。因此，在一个法治相对成熟的社会，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追求，也可以通过民主管道去实现自己的主张。但是，人们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必须遵循既有的法律规定、不可超越法律的底线。

　　本人曾经撰文指出“佔中”既无法理基础，又违反现有法律，在不符合不起诉要件的情况下，政府依法追究有关违法犯罪者的法律责任，并不存在所谓“政治司法化”的问题。香港之所以在法治方面还具有优势，恐怕就是因为香港政府坚守法治原则，就是因为司法机关能够根据法律处理这种群体性的违法犯罪行为。否则，如果像台湾当局那样随意对非法“佔中”者撤告，那麼，香港社会出现进一步的混乱和无法无天就为期不远了。

　　最後要指出的是，香港的确存在政治司法化的倾向，但那不是政府，而是反对派人士经常滥用司法覆核，以此方法阻扰或拖延政府施政。前些日子，终审法院前常任法官列显伦发言批评司法程式常被滥用，认为高等法院应禁止人们把法庭当成抒发己见的平台。澳门终审法院院长也曾经指出，澳门近年来也开始出现将政治问题司法化的倾向，有人希望透过司法诉讼途径，解决一些纯属政治性的问题，或作为向政府施压或影响的手段。而这种“政治司法化”的倾向才是人们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