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訊】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系助理教授阮相宇開發首個將延遲確診作為變量因素納入計算的數學模型，能更準確地量化「限聚令」等非藥物干預措施的影響。此新方法料可協助政府制訂控制疫情的公共衞生政策，在重新通關後亦尤為重要。在此項研究的基礎上，阮博士建議，政府若重新通關，須提升高風險群組追蹤與檢測的效率，以達到社區零或接近零感染。

　　低追蹤效能令傳染數續增

　　阮相宇及其團隊收集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在2020年6月17日至8月15日，即香港爆發「第三波」新冠疫情期間的數據，包括每宗新的輸入及本地個案出現症狀的日期及確診日期，透過結合檢疫、隔離及延遲確診的變化來改善傳統的疾病傳遞模型的限制，團隊成功地針對每個主要干預措施對「有效傳染數Re」的影響作量化。

　　研究發現，被追蹤的個案當中，延遲確診的百分比是追蹤和檢測系統效能的關鍵指標。該模型顯示，在「第三波」初期的超級傳播事件發生後，低的追蹤效能使得有效傳染數持續增加。研究亦發現，在通報病例數目多於20宗後，系統無法保持最初的追蹤和檢測效率，並持續惡化。

　　與沒有流行病學關連的個案相比，有流行病學關連的個案能更有效地被追蹤和隔離，從而減少延遲確診的比例及密切接觸者的數量。在針對特定高危人士作目標群組檢測後，延遲確診減少，加上早前實施的社交隔離措施，有助於抑制疫情爆發。

　　阮相宇建議，政府若重新通關，須提升高風險群組追蹤與檢測的效率，以達到社區零或接近零感染。「來自內地及外國的旅客，都應該在入境後特定天數內接受應用程式追蹤其去向，並依據輸入風險做額外或更頻繁的檢測，目前的『安心出行』未來應透過結合追蹤旅客資料以加強個人風險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