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兩期講完印度意識形態的低度敵對性，以及在領土爭奪意圖上的不妥協與頑固性，接下來談談，印度到底有多大的實力去支撐起它的意圖。關於印度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的評論，各種觀點南轅北轍。

　　一種是印度實力強大派。該觀點認為，印度的經濟實力正在增加，印度GDP的增長已經連續三年超過了中國速度，突破了7%的大關。同時，印度的貨幣匯率、利率等各種金融指標都是非常暢旺高企。雖然莫迪的經濟改革頓挫了經濟增長的速度和帶來了一定不穩定因素，但是經濟前景還是普遍被看好。至於印度的軍事實力更是不可小覷，不僅擁有百萬大軍，而且一樣擁有航空母艦、核武器等大國重器。根據俄國媒體《觀點報》網站8月31日報道，「全球火力」（Global Firepower）網公布了2017年的最強軍隊排行榜。在133個上榜國家中，美國佔據首位，俄羅斯和中國分居二、三位，印度則緊隨其後排第四。因此，這一派的結論是，對印度要重視和慎戰。

　　另一種則完全相反，是印度內亂派。該觀點認為，印度無論政治、經濟都是內亂不堪，軍事也是外強中乾。在政治上，印度的民族、宗教、語言過於多元化，四處都有謀求獨立的分離運動，更有印度共產黨（毛派）遍及半壁河山的游擊隊騷亂。至於經濟發展，莫迪的廢鈔令和全國統一商品稅等激進改革，已經帶來嚴重的經濟金融秩序混亂和普遍的社會抗議浪潮。至於軍事實力，雖然軍隊規模龐大，但是武器國產化的程度很低，過於依賴外購。七月二十一日印度政府主計及審計長公署（The 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CAG）提交給印度國會的三份關於國防工作的審計合規報告顯示，印度三軍、兵工廠、研發武器的Public Sector Undertakings（也就是國有企業）乃至邊境公路局，存在巨大的浪費、研發不成功和軍備廢弛的問題。上周，印度非常看重的全球定位衛星發射又失敗了。因此，這一派的結論是，印度簡直就不是一個上檔次的對手。真的打起仗來，利用它的內憂外患，加上巴基斯坦的從旁威脅，要肢解印度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怎樣理解和取捨這兩種完全相反的觀點呢？筆者認為，其實這兩種觀點並非完全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兼容的——

　　首先，從中短期而言，也就是大約十年之內，中國對印是一憂一喜。「憂」，面對印度極其頑固而又偏執的對邊境領土的態度，擦槍走火的可能性不是能夠完全排除的，尤其是印度陸軍一直有着非常強烈的軍事冒險意圖。這個可憂之處在於：就算印度軍隊真的是外強中乾，中國也難以用極低的傷亡代價、極低的戰爭擴大風險和極快的戰爭節奏來打敗印度，消除其偏執態度和領土意圖。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何況印度並不是瘦死的駱駝，而是在跌跌撞撞中逐漸壯大的大象。無論是印度軍方先挑起戰爭，還是中國先發制人予以教訓，戰爭的時間成本、人命成本和政治風險都是難以控制在可以接受的低度範圍。估計上述兩派觀點的人，都不會對此有何異議。何況，印度對外則進行了三次印巴戰爭和出征斯里蘭卡泰米爾的反游擊戰，對內則長期參與鎮壓西北的錫克人叛亂、東阿薩姆騷亂、南泰米爾獨立和北廓爾喀人自治運動等，更別說與「毛派」的持久戰了，可以說幾十年都處於一種臨戰狀態和承受高傷亡的心理準備。一句話，印度軍隊未必能打贏中國軍隊，但它能消耗中國的戰鬥力，不要以為可以閃電戰、低傷亡就能解決印度。

　　「喜」，在於印度的政治經濟變遷。要研究印度政治經濟，不能眼睛只盯着當下莫迪政府的作為，以及社會反響。必須從印度歷史發展的時間向度來看待印度的政經變遷。簡單來說，印度從國大黨的執政，過渡到其他政黨尤其現在的印度人民黨的執政，是一個「一個發展目標、兩種發展途徑」（approach）的過程。一個發展目標，就是逐步強化印度的國家整合程度（強聯邦、弱地方及各種呈地區分布的多元獨特性）和國民身份認同（超於各民族、宗教和種姓認同），從而達到富國強兵、社會和諧（即各類內部衝突減少）。而兩種發展途徑，就是從以尼赫魯開創、英迪拉甘地鞏固的國大黨執政路線來達至上述目標，過渡到今天以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執政路線來達至上述目標。兩種路線是全然相反，但發展目標是殊途同歸。

　　國大黨的執政路線，是世俗主義（即淡化宗教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上的重要性）、社會主義（即強調國有企業和計劃性，以及大量福利或者勞工保障）和精英主義（執政集團出自高種姓而且有一定的家族傳承，文官公務員更是英式精英模式，與香港AO制度一樣），執政手法是「費邊式」（Fabian）的，也即漸進主義的，尼赫魯宣稱自己一生都是「費邊主義」者。

　　但印度人民黨就是另一回事了，是鼓吹印度教復興的（以此凝聚國民人心，淡化其他宗教、種姓等身份認同），市場化改革（取消國家計劃委員會，變成中國式的發改委，推動市場化、私營化改革，減少勞工權益對企業的束縛等，印度人民黨的選民基本盤以城市城鎮中產階級、中小企業主和小商販為主）和民粹主義（莫迪來自種姓不高的階級，大約是售賣油料的城鎮商販），執政手法是激進的，看看他的經濟改革那種疾風暴雨風格，便可明瞭。

　　那麼這種相同目標下的途徑轉移，對於中國來說，何喜之有呢？一言蔽之，以莫迪為首腦的印度執政集團，是不會容許突發的中印戰爭擾亂了他們的發展大計的。在這個發展途徑轉變的過程中，各種社會矛盾肯定大量被誘發起來，也就是說，印度也進入了一個社會矛盾突發期的階段，雖然這些矛盾並不足以令印度分崩離析，主張印度內亂的觀點誇大了這些矛盾的衝擊力。而未能從歷史的時間向度來看，今天的印度內亂程度，與剛獨立時和七十年代相比，簡直小巫見大巫，印度是一個能與無日無之的動亂、騷亂共存的社會，這對於「不患貧而患不安」的中國人來說，是難以想像的。

　　只要印度人民黨繼續這條途徑轉移的執政路線，一天沒完成它的發展目標大計（以及追求在2019年中選舉連任），一天都不會容許一場早產的中印戰爭打亂了他們的經國大計的。即使是印度軍隊想冒險一戰，隨着執政經驗的累積，莫迪政府是有能力約束軍方的衝動。

　　至於十年之後的長期戰略競爭，就既要看印度這種轉變途徑的長遠效果，更要看中國復興之路的實際成果了。 （系列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