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遠離中原，於國族歷史而言僅屬南方的邊陲地帶，似無重要歷史可言，然而宋亡之時，遺臣擁護幼主建立「行朝」，由福建一直到官富（九龍）堅持抵抗元兵，因此宋末二帝留駐香港的事跡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香港史學會總監 鄧家宙博士

　　咸淳十年（1274），宋度宗駕崩，由丞相賈似道擁立年僅四歲的趙㬎繼位，改元德佑，是為恭帝。惜國家已回天乏力，翌年元兵渡江直逼臨安，最後議和失敗，恭帝出城投降，上獻國璽，宋朝滅亡。元軍俘虜降帝至大都，封為「瀛國公」，雖留性命，但經歷也稱坎坷，後來更被強令出家為僧，最後以謀反罪賜死。

　　宋亡以後，陸秀夫、楊亮節等遺臣擁立恭帝的兄長趙昰為帝，繼任端宗，改元景炎，號召各地軍民勤王復國。由於閩、粵地區尚有摧鋒軍駐守，而元兵又窮追不捨，遺臣等護衛端宗等從海路南逃，經潮州南澳島、惠州至九龍，先後在官富、淺灣、梅蔚（疑為梅窩，另說是誓竿洲）等處駐蹕近一年，留下若干史蹟。

　　相傳，景炎三年（1278），端宗為逃避元兵追捕，不慎墜海受驚染病，流落碙州（疑為大嶼山，另說是誓竿洲）。由於年紀細少，玉軀不堪奔波，未幾駕崩，就地安葬。陸秀夫草擬〈景炎皇帝遺詔〉雲：「……惟此千鈞一髮之重，幸哉連枝同氣之依。衛王某聰明夙成，仁孝天賦，相從險阻，久繫本根，可以柩前即皇帝位，傳璽綬……」於是遺臣擁立衛王趙昺臨危登位，另擬〈登極詔書〉：「……以漢賊不兩立，庶將復君父讎。大義攸關，輿情交迫……尚賴元勳宿將，義志忠臣，合志而並謀，協心而畢力，敵王所愾，扞於我艱……」帝昺即位，改元祥興，同時宣告碙州升格為翔龍縣，廣州升為翔龍府，繼續抗元。而元軍加緊追擊，行朝遷至厓山（新會），可惜自恭帝投降，已失士氣，未幾端宗亦駕崩，軍心更為散渙。翌年，張弘範率軍進攻，爆發厓門海戰，張世傑等將領頑強抵抗，最終全軍覆沒，宋室遺族投海殉國，天命如此，亦無可奈何。

　　宋末行朝的事跡固然是國族史的範圍，而昰、昺二帝親臨、駐居、駕崩、安葬、登極等重要情節竟在香港發生。回顧陸秀夫在大嶼山草擬的兩篇詔書，反映遺臣的沉重心情和行朝的艱酸，同時突顯遺臣忠貞護國，至死不渝的傳統氣節。站在本地史而言，更是香港與國家事務首次的直接互動，事例絕無僅有，意義之鉅，不應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