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匈奴是典型的遊牧民族，有王廷僚屬和層級化的地方長官
王明珂的《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落》
（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一八年）是本值得一讀的書。
作為學術著作，這本書寫得秩序井然，
既有關於遊牧社會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學術史梳理和文獻回顧，
又對「遊牧」等基本概念作了界定和考辨，
這些無疑為專業研究者提供了參考。
而對於專業之外或非專業的讀者而言，
它也是一本極好的文化讀物。
這幾年人們閱讀中國史的興趣越來越濃厚，
而且這種興趣的對象又在從中原延展到邊疆。
事實上，對邊疆的深入了解也是反觀以中原為支點的中國史敘事的必然要求。
進言之，領略邊疆的魅力，才能真正讀懂「中國」，
《遊牧者的抉擇》一書的意義也在於此。
「遊牧」之定義與辨析
「遊牧」這個詞，對很多人而言並不陌生。說起它，人們或會想到「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蒼涼景象，抑或「只識彎弓射大鵰」的草原霸主。而文學作品譬如金庸先生的小說則塑造了胸口有狼頭刺青的蕭峰、溫婉賢淑的華箏公主等重情重義的「遊牧者」形象。然而，揭開文學的面紗，祛除想像之後的「遊牧」究竟是什麼？我們慣常對遊牧者的認識是否有盲區或誤解？《遊牧者的抉擇》作出了回答。書中指出，從最基本的層面來說，「遊牧」是人類利用農業資源匱乏之邊緣環境的一種經濟生產方式，「利用草食動物之食性與它們卓越的移動力，將廣大地區人類無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資源，轉化為人們的肉類、乳類等食物以及其他生活所需。」
書中認為，對於「遊牧」，以往受到較多注意的是「牧」，對「遊」則重視不夠，或僅詩意地描寫為「逐水草而居」。事實上，對於遊牧者與農耕者，如果只看到一個以放牧為生，一個靠種地過活，這並不夠，需要把注意力轉到「遊」上來。「遊」或說「移動」是遊牧民族具有本質性的特徵，只有「遊」才能「牧」。在「移動」中生存，對於遊牧人群的族群認同、社會結構、領袖威權以及社會道德與價值觀都有深刻影響。
因為這些人需要經常移動，財產就不宜太大也不宜太多，單位人群也不能過大，還需要及時捕捉外界信息並進行高效的決策，以便迅速反應，相應地就容易形成看似缺乏「原則性」但符合生存需要的道德標準。而更深層次地看，這樣的生存狀態還積澱成為一種突破「邊界」的能力和心理。而這些都是不同於安土重遷的農耕文明的。或許也正是長期浸潤於農耕文明的我們需要格外汲取的。
對此，書中作了十分精彩的論述：「我們每一個人都被範定在層層邊界之中。最主要及最基本的是我們所存在的空間，對於人來說，得以生存的資源環境邊界；過於乾旱的沙漠，荒寒的凍原，不宜植物生長的高原，野獸噬人的森林，難以立足的沼澤。層層的自然環境因素都對人造成種種『邊界』。在這些自然環境邊界內，人利用種種辦法來利用有限的資源，同時也設法突破自然對人類造成的邊界。」
而為了利用環境資源，人類普遍以「結群」的方式來分配、爭奪與保護資源領域，這又造成了一種群體組織形式的「邊界」。況且，不止人類群體之間，在群體內部還有性別、階級等造成的邊界。為了維持這些「邊界」，就形成了秩序，以及關於秩序的歷史記憶。人們生活在這些記憶所組成的「歷史」之中，接受和認同社會所建構的思想觀念、風俗倫常等，這反過來又強化着「邊界」的意義，使人們安於生活在「邊界」之內，極而言之，安於生活的宿命。
本書對遊牧族群及其「移動」的研究，對不少歷史細節作了考證或辨析，這顯然可以更新讀者的歷史知識儲備之外。比如《漢書》中有匈奴「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的記載，作者推測應該是在河邊或湖邊的夏季草場，「各級首領及其隨從的帳幕沿河密集搭建，聚落呈帶狀蜿蜒如龍—這或者便是『龍城』之名的由來」；再如《後漢書．西羌傳》中描述西羌社會「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作者從此分析了羌人部落領袖的母親或祖母在部落中的重要地位，等等。
不過，對於非專業的讀者而言，本書的研究還具有人生哲學的借鑒意義。正如王明珂在本書結尾處所說，「希望藉着對情境、結構與人在其間之情感、意圖與行動抉擇的了解，創造對我們所處『情境』有反思力因而有『抉擇』能力的知識人。」而在我看來，何止知識人，我們每一個都處於各種各樣的「邊界」之中，每日裏又做着種種「抉擇」，也就都需要修煉在「移動」中「突破」的素養。這也是我認為《遊牧者的抉擇》具有溢出專業領域之外的魅力的重要原因。
遊牧社會成因及類型
接下來，讓我們回到本書的主題—遊牧族群。近年來，人們常常使用「大歷史」這個概念，以倡導一種長時段的宏觀歷史，大體和古人所謂「千百年眼」相仿。在我看來，王明珂的研究也是一種「大歷史」。其「大」主要表現在自然史與人類史的貫通。人類本從自然中來，而自然生態的變遷對人類社會的結構、文明形態及其演變，都具有本質的意義。貫通自然與人文，或者說從天人之際書寫歷史，其實是一種有價值的寫作範式。二十世紀前半葉十分興盛的「社會進化史」著作，大都從自然演化與人類起源談起，一時間洛陽紙貴的赫爾利《人類簡史》也是如此，各家持論雖有不同，總體史的路向卻異曲同工。
相比而言，王明珂的研究更加「寫實」。《遊牧者的抉擇》時時提醒讀者，應從生態變遷角度看歷史進程。他曾提出，形成華夏認同的最主要因素是公元前二千年至前五百年左右發生在黃土高原之北的人類生態變化。這場變化一方面塑造了華夏中原王朝，另一方面則是黃土高原北方的遊牧化，二者是相輔相成的。而在這本書中，王明珂又更加細緻地研究了華夏的北方邊緣。
書中寫道，遊牧族群為了應對風險較強的環境，往往以盡可能小的人群單位謀生，這樣才能最有效地利用分散且經常變化的水草資源，以及逃避風險。於是，就形成了一種「分支性社會結構」，也就是一層層由小而大的社會結群，構成非經常性的社會結構。當威脅來臨，小群體就會聯盟抗敵，而對抗結束之後，小群體又會恢復獨立自主的遊牧生活。在漢代中原王朝與北方遊牧部族的互動中，形成了三種不同類型的遊牧社會，即蒙古高原的匈奴、甘肅高原河谷的西羌、東北森林草原的鮮卑與烏桓。
這三種類型在組織形態上各不相同，西羌以一個個分散的「部落」形態存在，烏桓與鮮卑結集為「部落聯盟」，匈奴則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具體而言，匈奴有王廷僚屬和層級化的地方長官，烏桓與鮮卑則依靠推選出來的「大人」維持部落聯盟，正如《三國志》中所言「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鬥訟相侵犯者為大人」，「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產，不相徭役」。而西羌的各部落更是只維持一種應付戰爭需要的暫時結盟。這種差異在史籍中多有記載。比如，漢晉文獻中常有數百個羌人領袖向漢帝國投降的記載，類似的記載卻沒有出現在對匈奴的描述中。這說明在匈奴單于有權決定和或戰，而在西羌，這事卻由每個部落自己做主。
王明珂認為，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仍需要從遊牧經濟本身尋找，因為社會組織形態是遊牧經濟生態的一部分。同時，遊牧人群與外在世界的互動關係對於其社會組織類型的形成有很大影響。外在敵對勢力之強弱也塑造着遊牧族群組織結構的樣貌。比如，匈奴、西羌、鮮卑都和漢帝國做生意，也都向外掠奪物資，但和匈奴、西羌不同，鮮卑最有「商業頭腦」，對「財貨」最感興趣，常以商品為掠奪對象，而少有掠奪牲畜的記載。這與鮮卑活動的遼西地區處於多元經濟生態的邊緣、做買賣的機會較多有關。而匈奴之所以凝聚成「國家」，則是對華夏帝國形成的因應之道。
歷史本相與歷史表相
如前所述，《遊牧者的抉擇》除了讓我們換個角度認識遊牧族群，並從中獲得思想啟迪外，在治學方法上也頗可稱道。書中提出了「歷史本相」與「歷史表相」的概念。這對概念借用自布迪厄的社會本相與表相，但做了改造。王明珂把歷史事件視為「表相」，而把其背後的生態變遷視為「本相」。「歷史事件，無論它們符合或不符合一些歷史發展模式，都是一些歷史表相，它們產生於一些歷史本相；更準確地說，它們產生於在某種歷史本相下人們的企圖與行動抉擇。」
發生在華夏邊緣的一系列歷史事件，比如匈奴的興起、分裂與遷徙，西羌諸部的爭戰等，都應兩個「歷史本相」而生，「一是，蒙古草原、東北森林草原與西北高原河谷等地不同的人類經濟生態；二是，更基本的，中原王朝所維持的北方資源邊界」。這些歷史本相在漢代已經形成，在其之下人們的行動選擇如「單于南下牧馬」或「漢將直搗黃龍」都是「歷史表相」。
王明珂認為：「由此角度來看，自戰國至於明清，北方遊牧世界與中原間所發生的歷史事件都是一個歷史本相的產物—這個歷史本相便是華夏（或中原的人）的北方資源界線或邊界。」
不過，歷史表相並不是完全被動或不重要的，相反，它不只強化和延續歷史本相，也在逐漸修正和改變歷史本相。用書中的話來說，「每一個歷史事件—被書寫歷史所記載的以及不被記載的—都強化、修飾或改變歷史本相，端視歷史上的行為者對現實本相的順服、修正或違逆」。也就是說，「歷史中『人』的行動抉擇，也就是『人』突破環境、經濟生態、社會組織等種種『結構』邊界的意圖與作為，能逐漸改變歷史本相」。諸如漢至魏晉時期「五胡」部族深入長城內，明清時期的漢人農民闖關東，清代漢商深入蒙古草原等，都是突破邊界與歷史本相的作為，也都在起着改變歷史本相的作用。而更大的改變則莫過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主義浪潮洗禮下構建近代民族國家，從而奠定了歷史演進下的新的歷史本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