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康城影展落下帷幕，韓國導演朴贊郁憑藉電影《分手的決心》獲得最佳導演，韓國男演員宋康昊則藉是枝裕和電影《孩子轉運站》中的出色表現奪得最佳男主角，成為韓國歷史上第一位康城影展最佳男演員獲得者，自前年《上流寄生族》成為奪得康城影展金棕櫚並成為奧斯卡大贏家之後，韓國電影再下一城，一時間有點風頭無倆的意思。

　　翻看中日韓三國在歐洲三大電影節上的「戰績」，韓國似乎並沒有什麼優勢。日本在九十年代之前，憑藉黑澤明、今村昌平、稻垣浩等一批對世界電影史影響深遠的導演，屢獲大獎；而後華語藝術電影在三大「井噴」，從香港的王家衛、許鞍華，台灣導演楊德昌、侯孝賢、李安、蔡明亮，以及內地的謝飛、張藝謀、陳凱歌、姜文、賈樟柯等三代影人，大家爭相在國際影壇大放異彩；而韓國電影直到近些年才在國際獎項上迅速突破，有了質的跨越。

　　然而韓國電影有今日的成績並非一蹴而就。很多人說，《孩子轉運站》並非宋康昊演藝生涯中最高光的時刻，但卻正是因為過往在《殺人回憶》、《駭人怪物》、《優雅的世界》、《逆權大狀》、《上流寄生族》等電影中一次次精彩的演繹，才有了今日康城最佳男演員的實至名歸。

　　而韓國電影只是韓國的文化發展的一個縮影。團結香港基金在其前不久發布的藝術創新研究報告《數字時代的文創產業發展》中就提到，韓國自二○○一年設立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以來，將文化發展作為國家政策，以內容輸出為主導的產業發展模式大獲成功。香港曾經有過文化發展十分輝煌的年代，而今若想再求突破，韓國的成功經驗值得學習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