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一眼，我便認出了他。右眼角的眉梢處，那個倒三角形的疤痕，醒目如初；眼神淡漠，只有在發現有人停下腳步、可能會對他有所施捨時，才多少浮起一些熱情的光亮。他只戴了一隻口罩，看上去有些髒。他的手瘦瘦長長，擺弄着一頂破舊的黑色太陽帽。這讓我的思緒一下子回到了七年前的夏天。

　　他戴着這頂標誌性的帽子，趁着蘭桂坊的夜色，穿梭在大大小小的酒吧之間，推銷各種「給力」的酒。人靚，笑起來清純又帶着些羞澀，很多買醉的中年婦女喜歡找他聊天。我親眼見到他那瘦瘦長長的手，被醉酒的人緊緊地捉住。周圍的人開始起哄，想要看他笑話。不料他毫不慌亂，連哄帶勸地將手熟練地抽出來，一溜煙地閃開了。我一下子明白，他那笑容裏的羞澀應該是摻了水分的。

　　一日夜深，朋友醉得厲害，我接到電話趕到蘭桂坊。酒店已經打烊，朋友在門口的台階上如爛泥一樣攤着，他在旁邊照看。幫我把朋友攙扶到計程車上，他興嘆：「醉唔緊要，只要醒咗，就又係新的一日。」我聽出了一份沉重。

　　在深秋的某個深夜，我約他暢聊。他和弟弟是「二奶」的孩子，小學畢業那年，年邁的父親終於良心發現，瞞着香港的家人把兩個孩子從惠州接到香港，卻只能安排他們窩身於旺角的劏房，也沒有太多的生活費給到他們。

　　他讀中五，晚上到酒吧打工，養活自己，也養活弟弟。「再過幾年，把媽咪接來。」他說這是他最大的心願。

　　後來，我再沒見到他。聽一間酒吧的老闆說，他被住半山的人帶走、「過好日子去了」。而這個疫情肆虐的春日，我和他竟然在旺角的街邊邂逅。他似乎已不認得我。我將五百元紙幣放在那熟悉的帽子裏，他木訥的笑容，似有若無。